“解放军”黎呼的由来

1945年8月10日傍晚，电讯传来日本乞降的消息，当晚重庆、延安等地马上沸腾起来，次日许多报纸不约而同地在头版刊出“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国共双方的统帅部则马上进入了通宵达旦极度忙碌的紧张状态。     

全国抗战爆发前国共秘密接触和对话的三条渠道

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势力逐渐深入华北，不但直接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而且严重损害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华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日本侵略者武力威迫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在英、美对日态度变化的影响下，蒋介石的对外政策作了某些调整。一是对日态度开始有所强硬，二是为改善中苏关系作了努力。在实行联苏反日的同时，在国内对中共的政策也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从１９３５年秋冬开始，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和对话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秘密…     

长江局与南方局的关系、地位和作用

##正##问:长江局与南方局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认识长江局的历史作用?答:193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长江局。这个时候正是淞沪会战战败,日本正准备发动徐州会战,国共两党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抗战。12月23日,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领导,同时加强国共谈判和两党合作,巩固和扩大     

英国政府对西班牙内战政策探析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与德国、意大利积极援助佛朗哥叛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法国对内战的所谓“不干涉”政策。由于当时法国缺乏独立的政策,英国对内战的政策的影响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各自对国际形势及本国根本利益的判断,英国的外交政策与佛朗哥的外交目标之间形成了结合点。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不仅与德、意的干涉政策一起直接促成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垮台,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间接地对苏德谈判的成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内战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与内部冲突——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在内战进程中,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有时会构建起联盟共同反抗政府军,而有时则会相互袭击引发内部冲突。对于此现象的解释已是当前内战研究理论的重点。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对此问题提出的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解释,文章认为单纯的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均无法解释反对派联盟的形式与瓦解。因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将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交互影响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冲突。在政府军实力较强的情况下,理念因素无法起作用,而反对派内部实力均衡与否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外部支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文章以叙利亚内战作为阐释性案例,采取案例内比较的方式,对提出的逻辑进行分析。     

再论太平天国是否要对内战造成的大灾难负责——与史君先生商榷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是不能因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变、以及一些极端政策,来证明太平天国应对内战造成的损失负主要责任.从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原因和造成的历史影响来看,其积极意义不可忽视.太平天国不应对内战造成的灾难负主要责任.     

马克思的民主观

马克思曾对巴黎公社以普选选举制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做出过高度评价,并将其推崇为社会主义政体的典范。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其他有关巴黎公社的写作中对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分析,是其整体思想理论体系中非常关键的部分。     

苏丹内战中的宗教因素

苏丹内战是当今世界历时最长、产生原因最复杂、冲突解决最棘手的内战之一。导致苏丹内战爆发和持续的因素主要有宗教问题、种族问题、认同问题、殖民遗留问题、国家权力分配问题、环境资源问题及外部影响问题等 ,但宗教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北方伊斯兰教和南方基督教的冲突对内战的爆发、进程及未来走向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 ,苏丹内战就是宗教冲突激化和延续的结果与表现。两种宗教固有的不同政治观是导致南北冲突的本质原因 ,也决定了冲突的解决必然是困难重重。尽管苏丹内战可望结束 ,但无宗教间的真正平等与友好就不会有苏丹的真正和平与统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国共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为国共合作谈判取得成功提供了希望与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2月开始,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与国民党的蒋介石、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宋子文等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着重就国共合作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改制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中共谈判代表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毛泽东是国共谈判内容、方针、策略等的筹划者和决策人。以国共合作为主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形成的。     

“内战”中的抗战筹策——“华北事变”前国共政治微妙调整的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 ,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民族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 ,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和国际形势的影响 ,国共两党既有的“攘外安内”和“苏维埃革命”政治路线 ,都渐趋共御外侮的抗日救亡政治 ,此为“华北事变”后两党关系的重大转变提供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