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养老问题及其国家化法治化治理路径

在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峻的全球背景下,养老成为老龄化问题中的关键问题。我国养老特色是家庭化、私人化和道德化,机构养老、社会养老、法治养老不足,这跟经济现状、文化传统、制度僵化、意识缺乏以及服务水平低有关。我国养老要走以国家为主、以法治为本的路线,并且使得全社会都能够共享文明,老有所学,提高养老服务化水平。     

社会革命与社会关系的双重考量中的党军关系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和建设的基础上,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归纳了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值得注意的是,五条核心价值观中,置于首位的是"忠诚于党",显然这又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引领。如何认识这一引领对军队以及全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价值,关系重大,不仅因为这是不可或缺的首要引领,同时还因为需要纠正诸如中国应该"军队国家化"等对这一首要引领的错误认识。因此,从历史逻辑认识和现实逻辑认识的角度来对党军关系进行社会革命与社会关系的双重考量,具有重要意义。     

主权债务危机下的欧盟外交

主权债务危机使欧盟对外交政策的关注减少,共同外交“国家化”的趋势有所加强; “地缘经济”回归,对外关系“经贸化”趋势进一步加强;防务开支大幅削减,CSDP前景更加困难.同时,欧盟在拓展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调整周边关系、提升国际接受度等方面也作出新的努力.欧元区经济发展的前景、国际结构性压力下的一体化、多重外交架构的竞争与协作等因素将共同塑造未来的欧盟外交.     

农民的“集体劳动”:缘由、规范及实施

农民的集体劳动的出现与集体的构造和国家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国家授权集体组织农民劳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生产劳动的管理规范。其中,生产队是基本的劳动单位,组织农民共同劳动的重任由生产队长承担。农民在集体劳动中虽有许多消极表现,但农民集体劳动也有值得肯定的历史贡献。     

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从当事人和法院两个不同角度的分析

诉讼费用的高低关系到普通百姓是否能够接近正义、享受司法福利。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在财产、婚姻、劳动等方面的诉讼费都有了明显下调,同时规定了几种不收取诉讼费和减半收取的情况。诉讼费用的多方面下调,降低了百姓"打官司"的成本。法院在新规定施行后也将面临案件剧增的压力,同时,由于法院经费与诉讼费用的收取并未完全脱钩,法院经费的保障又成为了新问题。新办法会带来什么问题已及解决的对策是什么,是本文研究之目的所在。     

族群政治中的宗教对抗:斯里兰卡的佛教国家化与国家意识形态CSSCI

一直以来,佛教所强调的是"忍耐原则"与"和平主义"。但是在斯里兰卡,大多数的僧伽罗佛教徒却信奉族群中心主义,有时候甚至是暴力主义。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强调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国家,僧伽罗佛教徒是国家中唯一合法的族群身份,如果赋予其他宗教以平等地位,那么斯里兰卡将会变为一个世俗国家。本文认为,如果这一根植于僧伽罗佛教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日益制度化为国家政策,那么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可能会重新爆发。斯里兰卡的国家意识形态赋予了僧伽罗佛教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并将其对少数宗教族群的歧视、排斥与镇压加以合法化,这将进一步妨碍国家政治的改革进程。     

廓清思想迷雾 坚信党的领导

坚信党的领导,是革命军人在对党的先进性本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自觉产生的对党的领导坚定不移的信赖,坚信不疑地服从的政治信念。有了这样一种坚定信念,革命军人才能自觉地对党忠心耿耿,矢志不移;才能自觉地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才能自觉地承担起党的重托,为党巩固执政地位竭力尽责,提供重要的力量保障。     

落实民主集中制需把握的问题

当前。一些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给部队强化军魂意识,增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自觉性、坚定性带来了新挑战,我们感到,部队各级党组织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问一题上;应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三十年来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呈现出结构的非均衡特征,突出表现为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既存在着＂化不到位＂又存在着＂化错了位＂的问题,以及在国家结构领域表现为＂政党国家化＂与＂去国家化＂的双重面像。由于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分裂造成的结构性失衡,经济增长与分配正义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转型时代的当下中国面临的进一步问题是,如何把市场的动力与民主的公平和合法性结合起来,寻找那些能够使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多元民主的平等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制度战略。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