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     

地方政府何以不断选择“过度”应急行为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景下,“过度”应急行为何以不断被地方政府选择?基于“位置”变量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遵循“结构→功能→动机→行为”的逻辑顺序,可以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形态由常转急后,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共同形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致因机制,而围绕“寻求问责结果最小化、力争晋升通道清晰化和急需触发频率稳定化”目标集合实现衍生出的“弱责”动机、“趋利”动机和“维稳”动机,组合生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同时,受多层级官僚组织形成的政策执行易产生偏差空间与应急效能过度输出需求的综合作用,“过度”应急行为选择结果就此产生。此外,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的“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强制性”特点,为“过度”应急行为反复被选择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     

下山

抗日旌旗战局开, 大军东出薄燕台. 南方豪杰风雷动, 团结救亡下山来. 1937年秋冬之交,坚持战斗在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分别通过谈判,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积极准备下山,奔赴抗日前线.为了正确贯彻中央指示,全面地执行停战协定,组织各路游击队下山,陈毅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湘赣边等游击区,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亲自向他们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地方立法统一审议制度的法定功能

地方立法统一审议制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专利"性立法程序制度。分析辽宁、上海和江西三地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作为",评估已实施的地方立法统一审议,结果表明,至少在作为研究对象的辽宁、上海和江西的法规样本范围之内,已实施的统一审议在实现其预设的两项法定功能:不当利益的扼制和法制统一的维护方面取得了一定功效。这个结论不仅有助于回应我国统一审议立法制度的存废之争,而且有益于该项制度的完善之辩。     

通过基层自治发展基层民主——来自德国的启示

扩大基层民主,是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基础。目前,我国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还有待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中,逐步扩大基层地方自治,无疑应当成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的重要选择之一。历史悠久的德国地方自治制度,其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清楚明了的权限和事务划分,运行有序的财政支持体系,规定明确的国家监督手段和措施,值得我国在扩大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中学习和借鉴。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一、国内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本世纪初学者提出知识产权战略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的启动再到地方政府、企业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视和制定,短短四五年间知识产权战略不仅仅成为社会上时髦词汇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就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而言,笔者发现,情形远非看上去的那样"红红火火".     

论北京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和保护的地方立法

北京市绿色生态屏障的建设和保护应根据现有的政策和法律,积极采取地方立法的形式将已经证明了实施有效的政策确定下来,并将建立资源信息、增加政府透明度、采用行政奖励和加强联合执法等措施和制度纳入立法中.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地方党和政府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1978—1992）——以中关村经验为例

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共高层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但并没有设计出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路径。1985年前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先后启动,海淀区基于利用区属科技优势发展本地经济的目的,在当时阻碍市场发育的氛围还比较浓厚的制度环境下,通过党和政府行为变革和试错型探索培育了市场主体与区域性的市场经济体制。随着一批具有鲜明市场主体特征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立,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成为贯彻“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国家战略最具活力的地区。1988年5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这一条例的颁布不仅标志着中关村成为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还标志着海淀区党和政府当年冒着风险扶持新兴市场主体的试错型探索转化成了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为后期全国52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建立起到了先行示范的作用。     

新一轮改革中的权力重整

中国的各项主要权力正面临重新整合,总趋势是向中央最高层集中。地方政府如何从"开发总公司"过渡到真正的服务型政府,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除了强调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同时公布了一系列与经济体制相关的改革外,观察人士注意到的另一最大特点是:通过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高层机构,整合中央一级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权力,以及通过加大地方事权上移等方式,加大中央在央地关系中的权力比重,中国的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