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上县：年底组织代表集中视察

2006年12月6日和7日，颍上县人大常委会根据阜阳市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组织在该县的市人大代表和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集中视察，实地了解全县工业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粮食生产、农业产业化和基层政权建设等7个方面的情况，取得了良好效果。     

协同治理:“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软着陆”的实现理路

乡镇基层政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逻辑基点。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悬浮"问题凸显,表现为"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下的权责倒挂、基层自治空间被"瘦身"下的治理合法性内卷化、治理资源配置"失调"下乡镇可持续治理动力不足等。协同治理对于推进"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着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通过厘清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等协同治理实践来实现"悬浮"化基层政权的"软着陆"。     

三门峡市六招推动基层政权建设工作

河南省三门峡市实施“六招”，推动基层政权建设工作上水平。一是多调研，摸清底子。了解基层情况，弄清群众意愿，使工作有的放矢，把好事办好；二是多汇报，争取支持。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营造有利于工作开展的氛围，使领导们多了解、多关注我们的工作，进而支持我们的工作；三是善协调，整合力量。     

学古效今 抵制腐败 做基层廉政好干部

自古以来,官吏的腐败,基层政权的动摇,是导致国家政权颠覆的最直接根源。历朝历代的亡国,都是君昏臣庸,腐败之风盛行。个人是构成国家最基本的单元,尤其是基层工作者。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办事水平,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因     

当前村级班子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浏阳市村级班子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是新农村建设的组织保障.近年来,农村村级班子建设卓有成效,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而导致这种不相适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级党委政府应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切实抓好村干部队伍建设.     

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路径和基本经验

考察建国60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路径和基本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石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农村基层政权变迁的根源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核心是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农村基层政权发展的关键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上海市虹口区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虹口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区委领导下，紧密结合本区实际，突出实践特色，围绕加快推进虹镇老街地区改造工作，将学习实践活动与有效突破动迁瓶颈相结合：围绕切实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将学习实践活动与实现“保增长”相结合：围绕党员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将学习实践活动与办好民生实事相结合：围绕文明和谐社区建设，将学习实践活动与实施“迎世博600天行动”相结合：围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将学习实践活动与顺利推进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相结合；围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楼组党建：社区党建工作的新视角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社区在基层政权建设中的基础地位越来越突出，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迫切要求加强社区党建工作。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关键是基层党组织如何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社区建设和发展中成为凝聚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的政治核心。当前，许多社区（街道）正在探索开展的楼组党建，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效能的对策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国家政权“下沉”，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始终是一条主线。50年代初期完成了土地改革及后来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当时的“人民公社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以后又历经1980年前后的“社改乡”，乡镇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议行合一制”，初步明确了乡镇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职能。全国37166个乡镇成为中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然而，随着1986年和1998年以来的“撤并乡镇、合并村组”，乡镇的规模不断扩大，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经费支出却有增无减，基层政府的行政效能十分低下，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效能也十分低下，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折衷与变通:基层政权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行动逻辑——河南省老城镇的考察

作为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基层政权是国家计生政策输入到农村社会的重要中介载体,他们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的角色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计生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成功与否。由于基层干部个人的公私多重团体属性,使得国家政策的代理人可能成为计划生育的既得利益者或同情者,甚至本身成为国家生育控制的受害者,造成基层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