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收缩还是扩张

经过几年的激烈搏杀,布什第二任期的外交开始显露"疲惫"之态.新保守派风光不再,美国外交政策向现实主义回摆;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在扩散;反恐苦无良策,无论是军事反恐还是民主反恐都受到国内外广泛质疑.美国徘徊在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尽管在战术上美国可能有所调整,但在战略上仍将保持进攻态势.     

多元外交的全面发展——2007年的越南外交

2007年是越南多元化外交全面发展的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越南政府继续推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全方位、多元化外交空前活跃，与邻国、传统友好国家、西方国家的关系都有大幅提升。     

欧盟的功能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

本文认为,鉴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欧盟在处理与美国、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中应占据自己的战略空间,尤其应积极推行功能多边主义,并以共同安全替代美国自冷战以来一直奉行的均势思想;应以合作政策来应对诸如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社会矛盾等全球性重大挑战;应拒绝遏制政策,代之以建立在功能多边主义基础上的政策,并寻求中国的支持,从而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和提高多边主义效率。中国优先关注国内发展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性质,它近年来的变化也使欧盟能够在某些领域与中国顺利合作,并推动了中国在人权和法治方面的进步。     

积极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思路对策

王乐夫、倪星在2005年第11期《学术研究》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的转型时期，一个足以为转型把握方向的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因此政府的管理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新时期我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途径主要有：一、培育政治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其成就需求，发挥其政治远见和管理经验优势，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实践。二、强化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联合，     

论“联俄制日”外交的形成及其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19世纪末，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鸿章等人秉承“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被俄所利用，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和指导中国新时期对外工作的新方针。“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思想创新的结果,同时又指导着中国外交的实践,使中国外交逐渐呈现出大国气派和崭新气象,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外交未来也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挑战和风险。“和谐世界”观的进一步完善有待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和中国战略界继续开拓创新。     

我国社会风险抵御机制建设笔谈（三篇）——我国社会风险抵御机制建设的结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同时应当看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型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使中国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风险问题不断凸显,给国家安全带来了重大隐患和严峻挑战.我国体制转型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呼唤当代社会迅速建构一种安全、有效、迅速和覆盖全社会的国家风险治理机制,这已经成为我国目前一项全局性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危机外交中的国内政治因素——以中印危机(1959～1962)为例

在1959-1962年的中印危机中,印度国内政治扮演着一个悲情角色.官僚政治的权力之争和派系互动,使得尼赫鲁的中印危机管理战略实际上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中印边界危机事件爆发后,尼赫鲁出于维护自己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决定公布中印两国政府间的一切信件往来,以安抚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使自己一步一步成为其反对派和右翼分子的"被绑架者"和"代言人".中印两国间的危机外交形同虚设,印度的危机管理战略只剩下强迫和军事内容,导致中印危机不断恶化.     

朝核危机管理与中国的外交抉择

本文集中探讨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以来中国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认为中国之所以打破常规,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主要受历史感情、经济政治与安全等方面的多重国家利益及中国应负的“国际责任”所驱动。在参与管理朝核危机过程中,中国排除困难,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和平与多边协商解决,反对激化矛盾,促成并主持了多轮“六方会谈”,推动有关各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方面达成了原则协议,缓和了紧张局势,外交成就有目共睹。今后随着局势发展,中国将不断适应形势,调整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但仍将坚持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等原则,并将继续推进“六方会谈”。     

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法律环境

我国国务院于1999年决定组建中国信达、中国华融、中国长城和中国东方等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和处置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几年过去，四大资产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业务将逐步淡出，商业化转型的发展路向基本明朗，因此需要就以下三个问题，营造有利的法律环境：第一，改革资产公司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培育商业化收购的债权市场，完善债权转股权制度；第三，完善企业债务重组模式，提升不良资产改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