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

近8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但到了今天,国内大部分的日本研究者,仍需要到1928年完成的《日本论》和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寻找灵感。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1944-1947）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对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理论的初步认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外交理论建设和政策思想探索也出现新的进展.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集新时期中国外交理念创新之大成,是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外交的总目标、总纲领.这一重要思想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预防性外交:基于概念的比较分析

预防性外交最早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在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下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但是,迄今为止,预防性外交的基本涵义及其构成要素还在争论中。笔者认为,事实上预防性外交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手段,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涵义。我们需要根据国际政治的不同主体的利益、立场、地位和实力,来认识不同国际政治主体对于预防性外交要素的不同取舍。文章以联合国、美国与东盟在预防性外交问题上的立场为例,比较证明了这一论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预防性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展开了初步探究和思考。     

资产专用性与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主导产业衰退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而充分认识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受制于资产专用性,是解决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城市产业转型的前提,有效地解决专用性的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的转换是加速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的基本取向。     

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运动的内涵深刻而广泛,已成为影响东北亚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认识相对狭隘,集中反映出其对日政策重点从控制转为利用,期待通过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有限推进使之逐步成为美国的全球伙伴。但美国的对策与日本自身对"国家正常化"的战略期待存在差异,故美对策中隐含着难以克服的多种矛盾。     

韩国人经略海外之踵

韩国已成为亚洲第三个以基督教为主导信仰的国家,大国意识膨胀之下的对外传教活动固然是其经略海外的捷径,但外交资源却投送不到偏远的阿富汗。这样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于自诩"拥有9200年文明史"、梦系"大国战略"的大韩民族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反讽与善意的提醒。     

联合国近年改革与中国外交

联合国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提升联合国的地位、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方向之争,涉及到国际新秩序的建立。2005年是推进联合国改革的重要年头,国际社会围绕联合国改革的纷争异常激烈。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为把握联合国改革大方向,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团结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曾纪泽：弱国外交的杰出代表

曾纪泽,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子。1878年至1885年,他先后出任驻英、法、俄等国公使,前后达8年之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曾纪泽的外交实践证明,弱国有可能办好外交,而且弱国的成功外交,对于尽量减少强国的祸害,尽可能维护本国的利益关系极大。曾纪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通过外交斗争,对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外交家。有声有色的对英外交1879年1月4日,曾纪泽乘轮船首抵巴黎,然后转道伦敦,开始了他的驻外公使生涯。曾纪泽努力加强使馆的内部管理。他是我国勤俭办外交的先驱人物。出使英国后,他在自箴联中写道:“濡耳染…     

改变世界的握手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尼克松看到,周恩来总理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没有戴帽子。旁边站着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