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恶”之上的“扬善”：以社会契约重塑校外培训生态——兼与申素平、吴楠商榷

申素平、吴楠从合法性和最佳性的视角审视了校外培训执法模式的痛点,为校外培训治理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方案。但校外培训的善治格局不仅需要发挥执法模式的“抑恶”效能,更需要社会参与的协同共治模式迸发出“扬善”能量,从而形塑校外培训治理的社会契约。协同共治模式以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共同参与为主要特征,有助于化解执法模式的监管困局,促成以人为本的高位价值目标,孕育共同体默会的责任自觉,迸发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合力。据此,形塑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共同价值追求,驱动共同体深入明晰并肩负起共同责任,激活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共治合力,将成为助力校外培训协同共治模式全效落实的必要之举。     

对外传播中文化增值的内涵、目标、变量和策略

文化增值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也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扩大国际文化话语权、促进我国文化贸易的顺畅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增值作为文化对外传播的理想效果,具有相应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值得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实现文化增值,首先是要对影响文化增值的各类变量进行充分研究和分析,在平衡各类变量的特征和作用机制基础上,综合各类变量最大效用发挥的影响因素,以期在各类变量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文化增值、提高文化效能。     

多元现代性视域内“民族”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在现代性反思批判视域内,“民族”和“共同体”各自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确定的内涵和所指。现代公共哲学对于民族与共同体问题的全面关注和有效介入,必须从核心理据探寻、话语逻辑确立以及实践—价值论意义辨析、澄明等方面,有效借鉴“多元现代性”理论的理念和分析范式,确立深度全球化时代“民族”与“共同体”关系问题上应有的典范性和前瞻性意义的理论立场和相应方略。这意味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整体性意义上民族与共同体各自的发育和成长形态,内在关涉着其自我认知和自我觉悟的水平,同时反映、代表和体现着民族与共同体主体自我的文明、进化程度。而对于现代民族和共同体之间相互冲突关系的确当性理解和处理方式,则更是全球范围内作为现实“类主体”的世界历史个人、民族国家等,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获取、捍卫、实现其合法、正当性基本权益的觉醒程度。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双重反思及本位回归

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存在执行监督的职能受限和执行监督机制运行不畅两方面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刑事执行监督权的本质属性,其不仅归咎于一元监督所导致的刑事执行监督弱化,还归因于以合作性监督为主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内在构造。因此,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职能的本位回归进路,一方面由单向性监督转向多元化监督,即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人大监督实行定期联合监督机制和建立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联合考察机制;另一方面从合作性监督转向职能性监督,即构建科学的考核体制、由被动监督走向主动监督、使监督效果机制化,以实现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     

一元现代化还是多元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答

中国共产党通过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现代化生动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终结了封闭僵化的一元现代化发展旧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以并行不悖的“多线论”发展模式,破解了“单线论”裹挟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中资本宰制的同一性发展逻辑,而且重构了和而不同的现代化新样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多元叙事场景,不仅破除了“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逻辑悖论,而且开辟了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格局。从“一元”与“多元”维度探析现代化的叙事面向,在“应然”与“实然”的张力间透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逻辑,在“一”与“多”的辨析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性,以此作多元现代化合理性之答。     

四个变一变 提升党课质量

<正>党课作为党员教育的重要常用载体之一,对党员进行党性、党规党纪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以及其他经常性教育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研究发现,当前党课中存在授课人单一或能力有限、教育内容游离党员的思想实际与工作实际、形式单一且感染性和丰富性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提高党课教育质量,就要在多元主体、真实内容、贴近生产生活、     

合作行政视阈下行政程序的革新

在我国社会转型实践中,全景式的公私合作治理图景正在逐步生成。传统行政程序在现实中面临着切实挑战,一是公私主体之间对抗色彩的日渐式微;二是行政程序调整范围的渐次拓展;三是行政主体间封闭结构的整体性突破。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应完善行政程序,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一是坚持构建伙伴化的主体结构关系;二是凸显交往理性化的程序过程;三是拥抱兼容化的程序多元价值。在关照我国行政实践基础之上,探索合作行政程序的革新路径,是合作行政发展的应然之道,也是当下合作治理模式应该直面的现实境况。     

民族建构的限度——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的兴衰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是民国时期的主流民族历史叙事模式。前者认为国内各族有着共同的血缘起源,后者认为各族已经同化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中华民族。这两种民族话语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各族团结抗战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它们对国内各族的族际差异与自我认同缺乏包容性,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个更包容族裔差异的历史叙事模式,为现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表明,民族建构是有限度的,在民族建构过程中要对各族的多元差异给予尊重与包容。我们要探索与完善我国既有的“多元一体”民族建构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与理论支持。     

差序互动格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中多元主体的角色扮演——以X市为例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运作模式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参与主体的角色和互动情境。研究发现,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在互动情境中已经有较为清晰的角色定位,形成了基于服务对象疏离程度的层级分布关系和差序互动格局。从层级外部互动关系来看,12类利益相关主体分布在对象层、服务层、支持层、管理层、配合层5大层级内进而形成了服务、支持、管理、配合的层级外部互动关系。从层级内部互动关系来看,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形成了合作、妥协、吸纳、管理、指导、各司其职等多种层级内部互动关系。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在差序互动格局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松散疏离型合作关系,这有可能违背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