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教材建设过程中的四方博弈

北京市教委组织的精品教材建设工作 ,涉及教育主管部门、作者、高等学校、出版社四方的不同利益 ,四方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四方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在这场博弈中 ,北京市教委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 ,以保证精品教材建设工作初衷的实现。     

法官地位的经济学分析--以美国为范例的考察

法官地位问题是目前司法改革中遇到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基础上,以社会分工为逻辑起点,沿"经济人"理性选择的路径,探讨初始产权的界定以及法官所面对的内外约束机制对于法官地位形成的重要意义,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司法改革应借鉴美国法官地位确定的经验,建立法官排他性产权的制度保障,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行审级中的双轨制和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有限参与.     

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形成历程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从党的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内执政,依法执政在与依政策执政的相互博弈中表现出形成中的三个阶段.总结依法执政的形成历程,得出启示,可以促进党的依法执政.     

俄罗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互关系的发展

本文着重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演变的轨迹,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了两者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的互动性等值得关注的问题,并对俄罗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关系的未来走向作了展望。     

博弈类型与国际机制--APEC方式的博弈论分析

博弈论对具体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形成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具体利益博弈的类型不同,它所要求的国际合作机制也不同.亚太经合组织内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博弈是一种特殊的非合作型博弈,这决定了A距C合作方式的特殊性.     

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若干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的实证调查

作者在若干基层法院从事的实证调查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实施之后,证人出庭率在司法实践中有较明显的上升。本文提出了诉讼过程中的“三方博弈”这一分析框架来解释该现象,还从这种新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讨论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基础法理和促进证人到庭的立法对策等方面的问题。     

城镇拆迁中的"非零和博弈"

拆迁政策的价值基点是保证城市化的顺利进行,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城镇拆迁中盲目扩大拆迁规模,人为降低补偿安置标准,滥用行政权力,违法违规强制拆迁而诱发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形成了"零和博弈"的怪圈.走出怪圈,创造"非零和博弈"的局面,需要在拆迁的"三个环节"采取不同的政策行为;并严格区分"两种利益"的拆迁,界定政府的不同角色.     

法币改革前后中日间的博弈与较量——以国家货币主权为考察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着力推进货币改革,维护国家货币主权。然而,这一改革却受到日本的阻挠。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对中国东北金融侵略,不断破坏中国货币主权。因美国收购白银所引发的白银风潮,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决定实施法币改革。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改革方案出台前对日严格保密。法币改革实施后,日本社会各界对此表示愤慨,认为此举是中国"抗日"的体现,于是,采用外交威胁、经济破坏、政治干涉等多种手段予以阻挠和破坏。对此,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原则,坚定推进改革,一方面见招拆招,审慎应对。法币改革前后,中日间的博弈与较量,其实质是中国国家货币主权的维护与日本所谓"宗主权"之间的争斗。日本低估了国民党金融治理能力,错判了世界货币发展的趋势,最终在这场"货币战"中落败。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策略优化研究

海洋污染合作治理作为公共政策本质上是要解决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东亚海域污染情况复杂,合作治理难度大,尽管目前已有东亚海洋协作体、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等合作机制,但成效甚微。"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格局变化,聚合了海洋污染治理的全球共识,为解析和指导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深描东亚海域污染各治理主体在合作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揭示其行动逻辑及作用机制,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阐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博弈产生的动因,通过经典博弈模型描述中日、日韩、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过程,能够解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效果欠佳的症结所在,进而需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全面优化各治理主体行动策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完善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危机中的德国罢工及其未来——兼析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之罢工治理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导致了欧洲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一些地区的劳资矛盾激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成了罢工运动的重灾区。然而随着危机的蔓延,罢工运动在德国的规模和频率却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德国采取了内外兼修的治理路径,实现了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用"谈判"替代"罢工"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