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做法及启示

正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事业。它开创于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事业极其重要的历史篇章。领导人高度重视,以身作则。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和任务,党急需壮大力量,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缓解抗战初期的干部缺乏和"本领恐慌"。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     

《中共北方区委历史》出版

正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11省、区、市委党史研究室通力编著的《中共北方区委历史》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共北方区委历史》以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北方党组织及领导机关为研究对象,以李大钊等北方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为核心,按照历史发展脉络,以事件、运动为专题,围绕建立和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结构研究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党在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实践中,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等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党从自身的阶级属性出发,高度重视党员的无产阶级化,保证了党的先进性。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对中国国情还没有足够深入的认识,因此,在发展农民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等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失误,对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农村政权建设的探索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农村政权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思想主张,如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工农联盟是国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将耕地无条件转给农民、农民协会在革命期间即是农村政权等,为后来创建农村政权建设理论进行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民主革命时期乃至建国后的农村政权建设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

那是1975年寒冷的1月,第四届全国人代会在京胜利召开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时候,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他们联合起来要整周总理,并派王洪文到湖南找毛主席告总理的黑状。总理这时候已重病在身,但是为了祖国的大业,他还是抱病去见毛主席,力荐邓小平复出工作。所以这次会议的召开,关系到国家领导权的分配,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     

从“红色崛起”到“蓝色崛起”——访广东省汕尾市市长郑雁雄

提起广东汕尾,很多人立刻会想到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崛起”。而,几十年过去,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老区,却面临着有点尴尬的境地,     

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党员发展

政党成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员规模增加并不完全代表政党力量增强。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中共中央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企图通过简单的、粗范式的党员发展壮大党的力量,迎接革命高潮。但是,如此发展党员使一些盲从者、投机者进入党内,由于党的组织整合、思想整合能力不足,导致党的力量并没有因此增强,反而在经历根据地失败后,党员数量再度大幅度减少。整个党的事业也因此遭受挫折。     

托克维尔笔下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还塑造了大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成为法国构建自由宪政道路上的隐秘障碍.他主张法国从美国经验中汲取智慧,培育一个强大的社会中间团体以对抗政府权力集中化的倾向.     

阮啸仙与彭湃的诚挚友情

在大革命时期,阮啸仙与彭湃是广东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他们之间的诚挚友谊,是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     

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援助研究

在中国现代史上,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类比的。早在1929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就出现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未曾有过的高涨形势,受此形势鼓舞,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于是要求中共在城市建立统一的苏维埃政权。1931年以苏俄为模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