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网络德育的思考

计算机网络深入大学校园,方便了大学生的学习。但是最近几年大学生网络德育问题愈发严重,引发了一系列的难题。对此,提出可操作性的具体对策: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加强网络德育工作;加强网络法规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健全校园网络防卫。     

当前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与道德品行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淄博市为例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修养问题,中组部为此专门下发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引导和帮助干部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为贯彻执行中央精神,深入了解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对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相关问题的认知现状,中共淄博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专门成立课题小组,对2015年4-5月份期     

从权力规制走向关系治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高校内部权力失范及其治理研究

高校内部权力的规范、有序、高效运行是高校权力规制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权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影响相对较小、隐匿性强的权力失范现象仍时有发生。对高校内部权力失范案例进行梳理发现,“关系”是隐匿在权力失范背后的力量。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看,高校内部权力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富集性、自主性和联通性等特征。高校存在“首长”主导型、跨部门“合谋”型、同部门“合谋”型三类关系结构截然不同的小团体。高校应从重视权力规制走向重视关系治理,从重视制度建设走向重视规则完善,从重视决策过程走向重视决策监管,将权力运行场域重塑、权力行为规范和权责意识强化有机统一起来,有效实现对权力失范的系统治理。     

论司法权威的生长

司法权具有多义性,从广义上可分为审判权和检察权,而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应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权和司法权威密不可分,司法权威的失范是对其本质与价值的背离。司法权威失范的重要原因是失范司法权的攻击性、混沌性、非终结性、非及时性。我们必须对司法权威的失范进行矫正,寻求规制司法权威失范的“阿基米德基点”,回复司法权的正义品格,使司法权威成为民众的信仰,实现司法权威的生长。     

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多维失衡与宪政困境分析

理想状态下的行政权力运行结构应当是一种均衡化的结构.但由于我国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失衡、利益关系主导行政权力等原因,现实中的行政权力格局仍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状态加剧了行政权力的异化与失范,更增加了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制约的难度.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以宪政为框架设置相应的规范,在权力结构的均衡化、重构行政权力运行模式等方面有所突破.     

当前我国行政道德建设的路径探析——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

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凝结与概括,更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价值之源。行政道德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一项重要议题。所以,深入探究当前我国行政道德失范的内部、外部原因,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何能成为行政道德建设的价值依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行政道德失范的治理路径,这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推进行政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去污名化与社会团结重构：自然人破产法的现代进路

破产污名作为阻碍现代自然人破产法生成的对抗因素之一,根植于个体对集体意识所划定的借贷行为规范的偏离,是该偏离的消极标签。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在初级社会中,破产法承载破产污名,压制破产者以维护集体意识,保持其对社会团结的维系作用。随着初级社会向分工社会发展,尤其是面对现代的债务危机,自然人破产法逐渐与污名分离,破产污名留存于社会中,阻碍了自然人破产法发挥修复分工的作用。自然人破产法通过去污名化、修复社会分工等现代进路,使社会分工对社会团结的维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钓鱼执法”:行政失范的浮标

以维护市场为名,行牟取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之实,钓鱼执法践踏的是一个国家的行政道德和公民人格,比非法营运本身更令人痛恨和不齿。     

社会道德底线是如何被突破的

当代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滑坡及伦理失范的困境。按照"为仁由己"及"为政在人"的儒家思维,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源自然而然地归结于个体心性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地方立法样本为素材的分析

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普遍失范的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能够有效弥补程序性规则的不足,实现对决策权的有效控制。重大行政决策影响的严重性和后果的滞后性也决定了建立终身问责制度的必要性。但在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的制度过程中,存在责任主体不清、问责范围不明、归责原则不统一、缺乏协调机制等障碍,可通过建立会议案卷制度明晰责任主体,用正面列举加反向排除的方式界定问责范围,实行过错归责与结果归责相结合的问责原则,建立跨区域跨级别协调机构,以解决追责机制不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