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与自主之间的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德国国家信息行为的宪法教义学建构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基于国家信息行为的三方性特征在合宪性审查中采用了偏离自由权三阶审查模式的回应方式:增加了"保障内涵"(Gewhrleistungsgehalt)的审查标准,同时把"侵害"(Eingriff)概念扩展为"损害"(Beeintrchtigung)并以宪法未明文规定的"国家领导任务"(Aufgabe der Staatslei-tung)建构国家信息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在观察基本权利教义学结构与面貌变动的基础上明确了:基本权利教义学以提供理性化之法律适用并达成个案之基本权利保障为目的,面对多变的国家行为形式具有开展的弹性与适应变迁的可能性。     

精彩报评

《新华每日电讯》:"马上就办",不做官场"稻草人"(2015.3.18)"马上就办",是治"慵懒病"破解难题的好药方,是治"慵懒病"的一剂"清醒药",只有在工作中丢掉做"太平官、潇洒官"的念头,不做官场"稻草人",以知促行、知行合一,"马上就办",才算是对得起"干部"这个名称。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各方面的监督体系,杜绝各责任部门、领导干部推诿扯皮、能拖就拖的毛病,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啃下一块块"硬骨头"。     

论刑事案件中民办大学管理人员的身份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实践中对民办大学法律地位的认定有失合法、合理。"特殊"民办大学与普通民办大学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刑事案件中其管理人员的身份应根据具体职务区别对待,不应一概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定罪量刑。     

美国的公共行政伦理研究

美国学界一般认为美国有系统的公共行政伦理研究肇始于本世纪70年代，但对行政伦理问题的探讨可追溯到上世纪，尤其是文官制度的建立。多曼·伊顿1800年认为文官改革是一种重要的伦理行为，认为文官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从事公务的方法，而且也是对国家政治的正义和道德的测试和表达。1887年，威尔逊在《行政研究》一文中表达美国进步运动这一假设——效率是一个好政府的标准，达到效率的方法是采用科学手段的同时，     

三公经费为啥不能更细化？

因公出周、公务车辆、公务接待，“三公经费”花了多少、如何花、花在了哪儿，一直为社会关注。7月18日集中亮相的中央部门“三公经费”账本是否够细够明白？能否经得住公众的检验？还有哪些看不清楚说不明白的地方？     

和“鱼翅＂讲讲政治

和“鱼翅”讲讲政治，这个可以有。“听讲”的当然不是鱼翅本身，咱没吃过鱼翅也不至于傻到如此。官员滥吃鱼翅，由来已久，在饮食场、交际场，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个“鱼翅江湖”，它才是“被讲”的对象。——当然也不妨这样理解：在“鱼翅”的问题上讲讲政治。鱼翅消费本关乎经济、社会文化，但在我们这里，由于公务接待的“沾染”，情境变得更为复杂。     

律师执业利益冲突规范的适用——兼论我国律师协会的属性定位

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中，我国律师执业规范表现出“规制不能”以及“不能规制”的适用困境，并最终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后果。这不仅不利于公民权益的保障，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背后存在着三种裁判逻辑：国家主义法律观念下的机械司法、民间法的间接适用以及发挥目的解释的漏洞填补功能。三种裁判逻辑分别存在着背离实质法治的要求以及无法统一法律适用的弊病。因此，律师执业纠纷的合理解决最终需要依赖于律师管理体制的革新，即通过承认律师协会的公务法人属性，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向“组织法”回归，从而切断司法直接介入律师执业纠纷的规范供给。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司法通过审查律师协会处理决定的方式介入律师执业纠纷。     

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探析——以全国首例律师“部分篡改型”行为无罪判决为例

虚假诉讼行为妨害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虚假诉讼罪的客观对象限定为“无中生有型“行为，对于“部分篡改型”行为一般不认定犯罪。通过对虚假诉讼罪的理论概念诠释，结合全国首例律师因“部分篡改型”行为被判无罪案件的探析，应该加大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惩戒力度，以及对“捏造”的内涵立法予以明确诠释，将“部分篡改型”行为纳入犯罪体系。     

复合法益下袭警罪解释与适用的双重限缩

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包括人民警察的公务和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以该双核心的复合法益为指导，实质解释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并限缩其司法适用。“暴力袭警”限于危及人民警察人身安全的暴力，应达到通常情况下能够造成人民警察轻微伤以上后果的程度，以“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为前提条件，同时，“暴力袭警”必须产生导致警察职务不能或者明显难以执行的具体危险，而“暴力袭击”违法执行职务或者职务行为存在重大瑕疵的人民警察的，则不构成袭警罪。     

聚焦广西四名律师涉嫌妨害作证案

继李庄案后,广西4名律师再次因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被拘,律师屡屡因触犯《刑法》第306条被追究刑事责任,不但引起了律师界的广泛关注,也应引起立法、司法等部门的关注。律师界不仅关注《刑法》第306条的存废,而且也在关注律师被追罪过程中程序是否公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