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启示

人类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共通之处。一个世纪前进步主义改革时期的美国与当今中国一样,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回望历史,总结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经验对今日中国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

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格里高利·高斯三世(F.Gregory GauseⅢ)在美刊《外交事务》2011年第4期以《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威权主义稳定性的神话》为题撰文指出,美国学者夸大了阿拉伯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作者认为,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权与军队不只是同盟的关系,后者在一定情况下会成为前者的异己力量;经济自由化改革所产生的贫困、分化、腐败,以及中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共同削弱了阿拉伯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重要契机和挑战,呼唤新的外交思维和理论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建构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后来的朝贡体系中找到了启示和答案。他们认为,以国家主权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缺陷,而儒家王道精神和天下秩序理想昭示了更合理、更正义的国际秩序,所以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尽管这些儒家学者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批评有很多的合理性,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主义秩序充满洞见,但是有关重建儒家天下秩序的主张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实,儒家天下—朝贡秩序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儒家道义原则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儒家国际正义原则仍然非常有用,可以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和比较中西方文明,推动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寻找儒家思想与国际伦理原则以及国际法相容的契合点,让儒家思想融入国际主流价值,从而完善现代国际秩序。     

西方媒体真的不讲政治吗?

时下,有不少人对西方媒体持有一种"美好幻觉",认为它们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或政治立场,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能做到价值中立,其提供的新闻是真实和客观的,甚至有人因这一"美好幻觉"而贬低我国的媒体。这种建立在偏见上的媒体优劣论,在当下捕获了一些"信众"。对于这种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的观点,我们要仔细辨别、正本清源。     

价值的歧义与判断的迷失——对我国司法判断模式之反思

"价值"一词的诸多歧义及人们对它的误读导致司法判断模式上的迷失以及该领域内"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其在刑事法学领域亦有突出表现。这带来的诸如将规范判断误认为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引入事实判断中等谬误对当下中国法治造成深远的负面示范效应。必须在司法判断领域将此种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驱除出去。     

悖论与困境:志愿者组织合法性问题分析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合法性"机制是理解和解释众多组织现象的重要分析视角。我们在对志愿者组织进行调查和案例分析后发现,"合法性"困境是阻碍和制约志愿者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破解志愿者组织面对的"合法性"困局的关键,在于统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调整制度环境和规范标准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样才能在制度层面为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提供长效激励机制。     

德国物权变动理论研究

德国民法典采取"区分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其思维路径是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相互区分。《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92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之设定转移,依当事人之合意及登记于登记簿而生效力。动产所有权之转移,依当事人之合意及动产之交付而生效力。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讨

本文介绍了附条件不起诉的概念、司法实践及争议,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契合了起诉便宜主义之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其正当性;并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探讨。     

我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指南针和价值尺度,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从近现代世界史看,大国崛起普遍伴有思想方面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中国是超大型国家,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