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研究三十年概论

本文将30年来中国学者对中非关系的研究概况大致梳理如下:中非关系研究的肇始、30年的研究成果、参考资料、非正式出版物和研究机构的作为.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对古代中非交通史和近代中非关系(包括非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比较突出.在当代中非关系问题上,由于近年来中非合作发展迅速,国际上的反应比较强烈,中国学者面临的挑战也不同寻常.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较多,但在质量上有待提高.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拓展,中国学者对中非关系的研究也将大大加强.     

我们今天如何读历史

虚构类作品被冷落，史传类作品受热捧的社会文化心理 意识形态，古无其词，但有另一个词唤作“义理”，意思差不多。明代士林风气即喜尚义理，热衷清谈，满嘴空话，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既乏实干，也无真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给它两个概括，一是主观冥想超乎客观考察，一是以理论排斥实践。国家终于在空谈中亡了，痛定思痛，纷起反思。     

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

1983年至1985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从多个关键层面巩固和强化了拨乱反正时期业已初步形成的实证史学理念。"实事求是"精神与历史评价理论的进一步科学重塑、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学术转向和史实考证的价值强化、"整体性"研究思维和治学思想的型塑与发展、以"历史规律"为核心元素的宏观叙事取向的加强等共同构成实证史学理念的文化意涵。若欲真正坚持、实践和发展党史研究的实证属性,党史学界仍然需要重新认识实证史学理念及其历史与理论来源。     

中国参政党理论研究:学术史考察及体系构建

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关涉参政党建设与履职的主动性,关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在系统全面考察中国参政党理论研究学术史和适当借鉴国外学界对中国民主党派、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外政党学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等知识资源的基础上,从党建学和政治学两个面向就构建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初步设想和论证,以期对丰富和完善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宗教法概念新探——学术传统与时空变迁

宗教法是宗教法学的基本概念,决定着宗教立法的基本内容,关系着宗教法学的研究取向.作为沟通国家立法与宗教规范的中间概念,是调整宗教社会关系、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及社会和谐的基石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主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忽略了中国文化多元语境下宗教法内涵的理论探讨和归纳,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自说自话以及罔顾时空语境变迁的特点.相对而言,西方学术界对宗教法的界定和使用颇具创造性.造成这样的结果既有学术传统的原因,又与中西学界对时空变迁的整体把握和关注力度有关.因此,重新检视宗教法的基本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宗教法概念的界定应当立足于中国一体化之下多元族群、宗教、教派的具体时空语境,应当具有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度,在中国语境下,宗教法是指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调整宗教社会关系的有关国家法律规范与制度的统称.     

李大钊研究的若干新思考

本文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从学术史反思的角度,针对研究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对李大钊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新的思考。主要内容包括: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传统、李大钊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李大钊"民"思想的深刻内涵、李大钊研究的学术史探究。     

学者的文化抗战

<正>抗战时期的文学和学术,内容就像汪洋大海,这里只能描述其中的几点浪花,即使这些浪花,也足以显现当年面临国破家亡时学者爱国抗敌的情怀。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和学术在文学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是中国文化史和精神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令人肃然起敬,也令人震撼。更令我们后继者勿忘前贤的精神,自强不息。抗战时期的文学和学术,内容就像汪洋大海,这里只能描述其中的几点浪花,即使这些浪花,也足以显现当年面临     

中国古代的判例研究: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春秋战国以前的判例研究,由于史料的局限,无从考证。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的判例研究经历了秦汉、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秦汉时期进行了对判例的系统整理,并确立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的判例编撰体例。唐宋时期已出现判例研究集,郑克《折狱龟鉴》最有代表性。判例研究立足制定法的原则、精神,总结审判经验,介绍办案技巧,提高办案质量,克服制定法疏漏。明清时期杨昱所著《牧鉴》,创立了经(经义)、史(判例)和论(评论)三位一体的判例研究模式。出现了以薛允升《读例存疑》为代表的比较系统的判例研究的专门著述。中国古代的判例研究,侧重于总结司法经验,启迪法官智慧,服务立法改革。判例研究与传统律学保持了相同的风格,带有强烈的经验色彩。中国古代未能在判例形成与适用的程序、判例适用的技术方法、判例效果的系统评价等领域,进行抽象、归纳、概括,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发展为系统的判例学说。     

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

在1979年全面拨乱反正的促动下,党史研究者通过表达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解放禁区的文化诉求和对极左党史编纂学的批判,重塑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和秩序;学科体系与关键学术环节的建设,彰显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方向;继承传统治学思维的重评史学则代表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趋势。1979年是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之年。     

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头三年开创历史新貌与重塑中国文化的进程中,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党史研究最终重返历史科学,拨乱反正史学的学术性得以增强,培育了党史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促进了党史研究多元化格局的确立。在此基础上,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势显著加强,一种有别于传统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治学传统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