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疑难问题探讨

在骗取贷款罪的司法认定中,如何正确把握欺骗行为与取得贷款之间的因果关系,骗取贷款罪与近似犯罪如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的界限,单位实施骗取贷款、贷款诈骗的定性,骗取贷款罪的罪数形态,骗取贷款犯罪中犯意转化及实行过限的处理等,尚存在一些不     

聚众斗殴罪的成立及转化

本文案例启示:聚众斗殴中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严格依照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定罪处罚,不能仅以出现的后果客观归罪。对其转化主体范围的认定,应当符合共同实行过限的刑法理论并体现罪责自负的原则。斗殴的主要纠集者只要有聚众斗殴的主观故意,且     

教唆犯从属性说的中国式展开

教唆犯从属性说是刑法客观主义时代的必然要求,教唆犯从属性问题分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和相关的刑法理论,应当认为我国刑法坚持了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的观点。在我国刑法中,罪名从属性不具有立足之地。     

轮奸未完成形态的认定逻辑——以轮奸行为构造的法教义学重塑为视角

轮奸未完成形态的认定聚合了刑法学诸多的理论争讼,其中包括强制性交的刑罚根据、犯罪论体系的选择、加重犯罪构成模式的选择以及共同犯罪参与体系的选择等,其相互之间前后衔接的逻辑关系决定了体系性思维的重要性。据此而言,轮奸未完成形态的认定逻辑应当遵循以下步骤展开演绎：首先,梳理强奸的刑罚根据,以证成其亲手性特征;其次,在加重结果犯与共同实行犯的基础上,形塑出轮奸的行为构造;最后,根据轮奸的行为构造归纳出各种未完成形态的定罪理论模型,即参与人负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通过体系化的法教义学路径重塑轮奸的行为构造,可以为该领域混乱的认定局面提供一套妥当的解决方案。     

过失实行行为客观不法论究

过失实行行为是违反了结果回避义务的行为。过失实行行为的本质在于制造并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对过失实行行为客观不法的认定,应坚持结果回避义务此一形式标准对判断行为是否制造了不被容许的风险的决定作用;结果回避的不可能性导致结果回避义务的无效性;当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范围内时,应否定过失实行行为的存在;行为人违反结果回避义务制造并实现了不被容许的风险,方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风险升高理论是对违反结果回避义务行为与不法结果在无法确证因果关系时仍应予以客观归责的补强。     

教唆犯在实行过限中的刑事责任认定

实行过限是伴随共同犯罪的发生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根据过限的范围,一般可分为质的过限、量的过限和转化的过限。目前学界在教唆犯实行过限的认定上提出了超出教唆故意说、未预见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以其中任何一种学说作为认定过限的唯一标准并不可取。认定教唆犯在实行过限中的刑事责任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理,以超出教唆故意说为基本原则,综合运用未预见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予以应对教唆犯罪中实行过限的各种复杂情形。     

论片面共犯的理论困境及成立范围

片面共犯理论在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是片面共犯在主观上只存在单方面的联系,因此学者根据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理论,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即使是持肯定说的学者,对其成立范围也莫衷一是,片面帮助犯和片面实行犯构成片面共犯有其根据,但片面组织犯、片面教唆犯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构成片面共犯。鉴于司法实践中片面共犯普遍存在,因此,立法上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位则显得尤其必要。     

生活者的消费力量——台湾“共同购买”运动轨迹

在民主化的脚步逐渐稳定的台湾,生活消费合作社作为一家社会企业,肩负着如何带领社会孕育消费改变社会的正向力量的使命。其运行10年来,一路吵吵嚷嚷,问题不在不实行民主,而是民主远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浅论实行过限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共同犯罪是刑法中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而实行过限又是共同犯罪中一直有争议的问题.共犯人实际实施的犯罪和本来试图实施的犯罪行为经常会出现不一致,这种情形下,是做出超出了共同犯罪目的的个别共犯人对该后果负责,还是让所有同案的共犯人共同对超出的部分犯罪行为负责?理论上看,实行过限的罪行由实施者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他没有做出实...     

实行过限的判断标准探析

实行过限,是指对不切合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其他共犯不负刑事责任.目前,实行过限的争议问题为其判断标准.目前的学说尚存不足,仅适用其中某一种无法使所有案件得到合理评价.故本文结合预见说与知情说,并考虑共犯人是否具有阻止义务,对本问题做出新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