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主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     

“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一起受贿案彰显出的法律正义

2005年5月10日,原诸暨市中医院浣东分院院长李永宜因涉嫌受贿被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逮捕。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于同年8月11口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控告李永宜在1997年7月至2004年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7人送的人民币共计62000元。诸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李永宜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问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多次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9000元。据此作出被告人李永宜犯受贿罪的判决,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赃款49,000元继续予以追缴。李永宜不服上述判决,于2005年11月4日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由王全明律师(观为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新的辩护人。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

证据制度是一国诉讼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目前证据立法过于粗疏 ,可操作性不强 ,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合理地重构证据制度 ,应当对传统证据理论进行全面检视 ,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现代刑事证据制度藉以立足的基本理念 ,惟此方能实现理性立法。     

知识产权法的正义价值取向

理论之树常青,关于知识产权价值的讨论也应当是常谈常新。不同的法律制度蕴含并追求不同的价值,且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也不例外。知识产权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自身包含的价值;知识产权要持续其正当性,离不开对其所蕴含价值的不懈追求。公平正义和效率于知识产权,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没有了这两轮或者两翼,知识产权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了知识产权的正义价值、知识产权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知识产权的效率价值,不仅体现了知识产权法对法学领域古老的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知识产权法对市场经济社会效率价值的追求。知识产权法不仅要激励创新以求社会进步,也要公平正义且有效的确定利益归属和分配以保障社会和谐。     

检察、审判机关内部机制与司法公正

2004年 9月 15日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提高司法效率,充分发挥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保障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正常秩序。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对检察、审判机关而言, 这就首先要求内部机制职责明确, 能够有效地实现职能要求, 不给推诿扯皮留下空间。推诿扯皮、职责不明、效率低下、腐败丛生, 这是人们所深恶痛绝的现象。这一现象吞噬着司法公正。司法体制改革的必…     

论劳动合同与意思自治、实质公平的冲突及协调

劳动合同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应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类合同,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合同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的分析,笔者认为,早期劳动合同在实现劳动力价值、促进生产力提高的同时,无力调整其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及实质公平的法益目标之间的冲突;而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合同理论则力求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来实现劳动合同与意思自治和实质公平的平衡与协调。     

公共决策中的理性:价值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含义、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理性面对不同层面的价值时有不同的反应、诉求和精神体现。工具理性在对待价值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且也给决策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     

死刑的实体和程序控制

在死刑的正当性问题争论不休之际,如何控制死刑、确保现存死刑的最低程度的正义,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认真审视检讨我国的死刑制度。一、死刑存废的简要回顾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故又被称为生命刑、极刑。死     

律师 穿行于正义和邪恶之间

对律师最早的感受，可溯源于儿时看过的港产片：律师头戴假发，穿着庄严肃穆的律师袍，在法庭上踱着方步，配合着饱含鼓动性的手势侃侃而谈，那时的我总是痴迷于银幕上的律师形象。及至专攻法律并以此为业，才知晓即便在最美好的时代，律师的公众形象也令人难以恭维。     

试论康德政治自由观的道德基础

康德的政治自由观界定了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法律限度。康德政治自由观中的正义原则是道德自由观中的自律法则的外化。道德自律法则为康德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探讨个人自由的正当性和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