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关系的战略思考 处理对日关系需要大手笔

“两千年交往”、“半世纪仇怨”，这两句话曾是中国人与“一衣带水”的东瀛邻国关系的概括。处理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国人——特别是不大熟悉复杂国际关系的人——看待中日关系，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而现代化社会对思维的要求恰恰是理性化。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下，如何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处理好对日关系，真是需要大手笔、大智慧。     

地方政府“外交”缺课

正3月19日,中国地方政府与国外地方政府缔结了第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如果按照每一对友好城市每年互访一次来计算,平均每天可能有五个团次的地方省市对外访问。     

把中国故事译给世界听

中央文献⑵对外翻译,是对外宣介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的一扇窗,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支笔。习近平关于外宣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推进中央文献外译工作指明了方向目标、重要任务和基本遵循,也为我们以坚守初心、开拓创新的精神做好外宣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     

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建成文化强国,这是国家第一次为建成文化强国提出具体时间表。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我国在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如很多欧美国家的孔子学院被迫关闭、境外一些媒体不断污名化中国等。习近平主席说,"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对外工作历程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主要表现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好与他国执政党和在野党交往的关系.未来党的对外工作需要汲取上述历史经验,处理好五大关系,尤其要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同时,充分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既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又坚持价值引领,始终保持开拓创新的精神.     

厉行节俭的苏区经验

1931年至1934年,为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封锁,克服根据地物资经费极度短缺的困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把厉行节俭作为一项既定执政方针,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俭运动。对于这场历时长、范围广、影响大的节检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自始至终对其进行了全面报道,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优良传统留下了珍贵而详实的史料。     

六大至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历史变迁探析

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录用的方针、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对于能否完成党在各个时期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共六大以后,在向成熟的革命党转变的过程中以及建国之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们理解中共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族团结一家亲 和谐共建兵地情

<正>十师一八一团七连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连队,七连的党员们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各民族之间大力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强国富民的方针策略,为民族团结创造了一个良好、纯净的氛围。党员马成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尽自己所能帮助过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同胞。努尔巴哈提是克木齐乡的一位哈萨克族牧民,居住在离七连6公里远的锅底坑,16年前努尔巴哈提带着生病的儿子到七连卫     

从贝卢斯科尼到特朗普:欧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刺激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政策对其做出回应。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同为商业大亨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上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成功商人的经历使他们及其外交团队更具管理主义风格和交易倾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偏好促使两人强调本国优先,回避多边合作,表现出疏远欧盟和亲近俄罗斯的倾向。在外交决策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参与控制欲强但缺乏经验,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两人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我行我素,表现为私人外交和口无遮拦,符合民粹主义政治风格。相比之下,贝卢斯科尼更具关系导向,缺乏长期目标,受国内外政治制约更大;而特朗普更具问题导向,政策目标清晰,权力相对集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给本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主要在风格和倾向上,其政策主张仍在意大利和美国外交的传统之中。     

韩国学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视角

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韩国学的成果发布和成果积累等新的考察角度入手,审视韩国学的研究成绩,进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理念,尝试探析目前韩国学领域研究中的空白点,并结合中韩两国的韩国史研究现状,阐述韩国学所属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旨趣、方向等问题。总体上,对中国韩国学及其主要分支韩国史予以理论支持,并对韩国国内的"国史"研究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