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西方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及中间阶层的作用

西方国家生产关系的调整引起了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在传统的两大对立阶级中各自都出现了具有特殊性的阶层,尤其是在两大对立的阶级之间,除了传统的中间阶层依然存在外,又产生了许多新的中间阶层。西方国家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型分布。中间阶层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论以社会制约政府--兼论市民社会在我国的意义

政府与社会是古往今来学者们所热切关注的。在本文中社会指的是市民社会 ,政府起源于社会 ,而且政府只是作为社会的工具 ,其存在是为了实现社会蕴含的自由和平等。在现实中 ,由于政府具有自我膨胀的本性 ,导致了“强政府 ,弱社会”的现状。而这种局面有许多的缺陷 ,所以在世纪之交“政府权力回归社会”成为一种趋势所向。那么 ,社会怎么能制约政府权力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加以分析 ,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如何加强社会制约我国政府权力的机制。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昆明市民族工作纪实

昆明市有54种民族成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会城市。辖14个县市区,167个乡、街道办事处,其中有3个民族自治县,9个民族乡,45个民族村民委员会、2196个民族杂居自然村,9个世居少数民族(以彝、回、白、苗、傈僳、傣、壮等民族为主)。全市少数民族人口76.2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4.2%,少数民族遍布14个县市区,分布地域面积达11046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52.6%。昆明市的少数民族具有人口多、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交错分布且流动大的特点。近年来,昆明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建设新昆明的发展战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现代新昆明建设的…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概述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自治开始有了法律保障。1990年,民政部根据中央部署,在全国广泛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全面拉开村民自治序幕。1992年,民政部确立村民自治基本内容,民主选举成为村民自治的基础。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2001年,全国均实现了村委会的直接选举。1999年,民政部进行城市社区建设试点,城市居民自治开始实施。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下发,社区建设大规模展开。2002年,北京九道湾社区居委会实现直选,成为基层民主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标志。2003年,宁波海曙区成为第一个社区居民全面实行直选的行政区,中国社区直选向深层次推进。     

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中国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内部发生了阶层分化,已分化成五大社会阶层.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民政治参与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与政策分析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形成冲击和挑战.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整体素质,形成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结构,必须选择合理的社会政策,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完善民主机制,同时大力发展教育.     

宽容：中国宪政的推动力

树立正确的宽容品质认识,在于合理剥离儒教和精神。由此获得的宽容,在构建中国宪政中,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界定和市民社会培育的有效推动力量。基于中国乡土社会背景,宽容将使得乡土精神外现的民间化可以获得国家法的认同,使得民间纠纷可以获得小文字法的化解,这必将有助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获得中国宪政的实然性架构蓝本。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哪些不和谐

只要不是对中国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近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步人了富裕阶层的行列。因此，对中国近二十多年的发展给予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释放与覆盖: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与演进范式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共时性挤压”成为世界发展的共同历史语境;在这一语境下,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特殊的路径和逻辑,其发展演进也表现出独特的范式特征;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是“释放”,体现为国家从市场和公共性领域的主动退出;演进的范式是“覆盖”,体现为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不完全替代和对国家社会性的完全替代这样一种发展路径。     

全球治理趋势及其制约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加强,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将退出历史舞台,被全球社会所取代,建立超国家政府来协调各国的需求?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有一定现实可能性,但受到众多因素制约。经济层面,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经济动因,但它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政治层面,国内民间社会的发展日益超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国际市民社会兴起时保持谨慎态度,不可轻易放弃国家主权或不合时宜地削弱国家权力。意识层面,对世界共同价值观念的追求,作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发挥作用,但民族意识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是作出政治判断和行为的基本标准。不可否认,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现象,但全球治理描述了纷繁复杂现象的一方面,而没有囊括其全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