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形而上学性及其抽象化机制——基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分析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普鲁东主义改革资本主义交换体系的方案,同时也意识到了货币的形而上学性,即货币通过对商品和社会关系的抽象化机制,使自身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抽象观念,并凭借其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性",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第一重抽象即对商品的抽象中,货币在颠倒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使自身成为主体的同时,也暴露了货币关系的实质,即货币不仅是一种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正是在后一维度上,货币又展开了第二重抽象,即对社会关系的抽象,在等价交换的假象中颠倒了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并以劳动价格即工资的形式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只有通过历史性的方法才能破除货币抽象化机制所遮蔽的现象。     

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探析

奥巴马政府称其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为"接触"与"施压"相结合的双轨政策。"战略忍耐"政策是奥巴马主义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奥巴马的核心外交原则。奥巴马政府并未将朝核问题视为优先考虑的外交议题,而是依靠制裁和多边外交,在问题出现时慎用武力、管理危机,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却无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过去六年,美国对朝"施压"多于"接触",朝核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朝鲜的核能力反而日益增强,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必须扭转美国在美朝互动中长期被动反应的局面,将消极的对朝"战略忍耐"转变为积极的对朝"战略塑造",才能走出对朝政策的困境。     

陈独秀与尹宽的历史交往

作为中共党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独秀与尹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传奇交往: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期,尹宽与陈独秀亲密合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更是堪称生死与共,两人结下深厚情谊;待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尹宽也因“左”倾盲动主义被调离安徽省临委书记职位,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稍后尹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亦在其劝说下投向托氏怀抱,两人又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双双开除出党,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幕.     

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微罪不起诉制度

20世纪20年代，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也很快被民国立法者所接受。在民国刑事诉讼法上，微罪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这项制度于1928年《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得到确立，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在检察官作出微罪不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和具体程序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其适用范围则一直比较有限。在实践层面，微罪不起诉在民国时期的适用率始终偏低，因此很难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学之镜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逐渐进入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由此在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产生的震荡、冲击也日益激烈。思想政治教育要应对和解决思想意识、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里的困惑、矛盾、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的玄思和理论的自我建构上,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入到社会肌体和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中,揭示各种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机制,探寻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和协同各种社会资源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当代社会思潮对青年群体的影响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当代青年能够接触到的各种思潮不断增多,社会思潮对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塑造也愈加深刻。当前,泛娱乐主义、新消费主义、新爱国主义和积极的民族主义是对青年群体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有着明显的时代特色,也存在着和资本、技术相互交融的特点,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青年思潮的影响。     

不惧风险 保持定力 勇毅笃行——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辟新境界

2019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持定力、沉着应对,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困难所阻,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这一年,我们召开多个国际盛会,为喜迎四方宾朋搭建广阔舞台。从4月至11月,我们先后主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和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多个重要国际会议、论坛。这些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奉行互利共赢,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一贯立场,有力彰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坚定决心。     

美国监管理论百年来的路径演变及其文献述评

普遍认为,美国政府针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施加强有力的监管始于1887年联邦《州际贸易法》的制订和实施,该法也标志着美国政府的治理模式由有限政府逐渐向监管国家转型。一百多年来,学者们从各自学科立场出发针对监管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出现公共利益说、利益俘获理论和多元主义三种研究范式。各范式在概念界定和解释效力两方面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对监管问题的研究,但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因此,回顾和评述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学界监管理论的路径演变及其重要文献,无疑将有助于理解美国历史演变的纵向线索,并对形成富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监管理论提供重要借鉴。     

东南亚地区主义与决策参与的局限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开启了积极的改革议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将公民社会组织纳入决策,这标志着东盟早期封闭式地区治理方式的转变。本文着重研究东南亚地区的决策发展及其政治影响。首先,本文回顾了亚洲金融危机、此后的东盟合法性危机以及改革议程;其次,本文就本地区寻求参与地区决策的团体做了描述;第三,本文分析了东盟纳入公民社会组织的局限,指出尽管东盟宣扬"以人为本",然而,事实上,东盟拉拢与其改革议程一致的团体,排挤不一致的团体。     

对抗下的合作: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再思考

传统上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理解为对抗式,事实上,证明过程中控辩审三方的关系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合作既体现在实质上的合作需求,又体现在形式上的程序设计.合作机制与对抗机制共同构成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刑事证明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正义与效率的价值,可以促进正义有效地实现.同时,对抗与合作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抗机制是主导,合作机制是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