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警察不作为犯罪研究——以德国立法例的考察分析为视角

德国基本法律与内部规定对卧底警察不作为犯罪的不同规定给执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将警察的一般义务适用于卧底警察,忽视了卧底警察的特殊义务。在卧底警察只是违反一般义务的情况下,不构成不作为犯罪,即使符合普通意义上的不作为犯罪条件,宜应排除其可罚性。卧底警察只有在违反特殊义务且有能力履行而不予履行导致危害结果出现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具备可罚性。     

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应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在我国企业改革中,中小企业也是改革的重点、难点的突破口和实践区,中小企业的各项改革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与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不相称的是,中小企业并没有获得与大型工业企业同等的融资待遇：虽然近年来,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家多次强调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要加强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民生基准的概念、体系及完善路径

政府维持与保障民生的行政工作需要客观基准规范和指导,而当前我国民生基准存在概念的混淆与民生基准的非系统化矛盾、形式的多元与民生基准评价机制单一性抵牾、范围的局限与民生基准的全面性悖论等诸多问题,只有整合民生基准系统,确立民生基准的政治、法律与行政三维评价体系、并构建灾难预防的日常基准做补充,才能保证民生行政工作的顺利开展。     

浅论违警罪的概念及其处罚

违警罪既有法律之义又有其犯罪学之义。我国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中与违警罪联系最紧密的概念是治安违法行为。虽然违法行为相同,但许多国家对其定性和处罚程序都有所差别。这些差别无不与本国的政治体制、司法体制、行政体制密不可分。随着司法国际化的发展,这种区别也将会在各国间相互影响。     

目的要素:美国指控人民币汇率操纵的难越之巅

汇率操纵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提出的一项主要指控.然而,依据《IMF协定》和《新决议》,由于汇率操纵目的要素中的汇率严重偏差和汇率低估缺乏法定的衡量基准,人民币汇率是否构成汇率操纵目的中的汇率低估无法认定.同时,《新决议》对汇率操纵目的的认定实行“疑罪从无”原则,而人民币汇率安排符合《IMF协定》规...     

崇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准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中华文明之所以优越,就因为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但《老子》所言之＂道德＂,与今天使用的与＂法律＂相对而言的＂道德＂概念有所不同。今天所指＂道德＂,在古时属于＂礼＂的范畴。＂道德＂属于伦理范畴,但处于伦理的高端,＂礼＂则属于伦理的底线。今天通常认为＂法律＂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其实＂礼＂（游戏规则）也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只不过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底线。崇德文化之＂德＂,使用的是＂道德＂的古义,或谓＂本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拾遗

刑事政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宽与严是我国古代的刑事政策考虑的两极,时下我国的刑事政策渐趋宽缓,通过分析其产生原因和源流,在甄鉴刑法各学派的观点的基础上,可以认为从宽与从严的基准应是根据具体情势,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达到良好平衡。     

《盛京刑部原档》所载清代早期法制中"规定之罪"略析

要更好地厘清清代法律史的完整画面,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对清早期的法制情况进行研究,而群众出版社于1985年3月出版的《盛京刑部原档》的存在及其记载内容,对我们研究清早期法制进程相关情况而言则有着很大的探究价值.根据对目前能够查阅到的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在法律史研究领域内暂时未有专门针对清早期常见的"规定之罪"(满语音译"土黑勒威勒")进行研究的著述.对《盛京刑部原档》中所记载的"规定之罪"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从其处罚对象、处罚方式、处罚次数的可叠加以及客观存在的同罪异罚等方面进行考察,可勾勒出清早期的法制建设图景.     

论“教唆”他人违反注意义务行为的刑事责任

过失犯的本质是违反注意义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故意"教唆"他人违反注意义务引起过失犯罪的行为,其可罚性已经得到了司法解释的认可;但是在现有的刑法理论框架内,为教唆人找到处罚依据似乎还存在一定的障碍。我国共同犯罪理论强调行为人之间的犯罪意思联络,以共同故意为其成立条件,因此过失共同犯罪这种犯罪类型被拒之门外;如果认为教唆人与被教唆人以各自的行为成立过失犯,单纯的教唆行为是否具有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性存在疑问。在立法层面,不管是共同犯罪的规定还是教唆犯的规定,都为处罚"教唆"他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设置了障碍。考察国外的立法规定,应修正我国有关共同犯罪的立法规定,为处罚过失共同犯罪扫清障碍。     

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实践及完善思考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采用的标准是轻刑化,目的是为了教育、挽救、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制度及司法实践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量刑上失之过宽,这不仅不利于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之目的。在未成年人犯罪量刑上应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尤其应避免不区分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一味从宽的行为。只有刑罚的结果大于罪犯认为犯罪所带来的收益,刑罚才可以收到它的效果,才能真正教育挽救未成年人,使之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