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新生活保护法的特征

日本1950年新生活保护法确立了国家救助法制度,明确了 被保护者的法律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探讨日本生活保护法的特征,不仅对 界定国家救助法制度的基本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最低生活保障立法经 验不足的我国具有借鉴价值。     

崇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准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中华文明之所以优越,就因为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但《老子》所言之＂道德＂,与今天使用的与＂法律＂相对而言的＂道德＂概念有所不同。今天所指＂道德＂,在古时属于＂礼＂的范畴。＂道德＂属于伦理范畴,但处于伦理的高端,＂礼＂则属于伦理的底线。今天通常认为＂法律＂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其实＂礼＂（游戏规则）也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只不过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底线。崇德文化之＂德＂,使用的是＂道德＂的古义,或谓＂本意＂。     

唐代刑罚中的性别差异

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具有着礼法合一、家族主义、伦理本位等多方面的特征。本文即着重从性别视角关注唐律中的同罪异罚现象，在唐代的历史进程中动态的加以归纳分析。唐代刑法中的性别差异构建了男性尊于女性、男性优于女性的社会意识，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女性无法以法律切实保护自身，更无法建设出一个女性自立自强的意识体系，这是在唐代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无法超脱的历史特性。我们应汲取唐律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因素，为细化我国现今法律，为现行法律能更好的保护人民利益而服务。     

洗钱罪主体问题探究

为打击日益猖獗的洗钱犯罪活动,我国在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上也日趋完善。然而,仍存在很多缺陷,不利于实现打击洗钱罪的刑事立法目的。本文重点就理论界争议较大的洗钱罪主体范围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并如何在规范刑法上体现提出一些建议。     

论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为视角

裁量权基准制度的建立，在我国法治政府建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严格规则主义不利于实现行政目的，也不利于行政的实质正义，不能实现行政效率，不利于法治政府的真正建立。在建立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同时，还需要完善行政责任制度、行政裁量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裁量先例制度、行政栽量公开制度与行政裁量基准例外制度。     

海关总署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的决定

一、《办法》第三条第十一项修改为： “外发加工，是指经营企业因受自身生产特点和条件限制，经海关批准并办理有关手续，委托承揽企业对加工贸易货物进行加工，在规定期限内将加工后的产品运回本企业并最终复出口的行为。”     

主导产业，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

长汀县经济开发区是一个拥有近300家企业的开发区。开春以来，这里的企业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停工停产，相反的是，每家企业的门前却热气腾腾，新吸纳了返乡农民工3000多人就业。     

论我国《刑法》“同时犯”之规定——兼论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

“同时犯”是关于罪数（竞合）的规定。以犯罪成立条件作为罪数判断标准，“同时犯”前款行为与其他犯罪之间，无论在文理上、类型上，还是事实上，都系数罪关系。“同时犯”规定省略了处置理由，导致数罪与处置规则之间衔接不畅。应确立“先犯罪构成，再犯罪构成关系”的罪数（竞合）规则。数罪并罚的处置理由是犯罪成立条件之毫无重合；从一重罪从重处罚的理由是犯罪成立条件之部分重合，包括构成要件行为重叠与构成要件法益重叠。从一重罪处罚的理由是犯罪成立条件之完整重合,但有犯罪成立条件部分重合的情形，此时，司法上应当在从一重罪处罚基础上适当从重。能够与帮信罪“同时构成”的“其他犯罪”，只能是刑法分则中以提供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行为类型的罪名，不包括关联犯罪共犯罪名。     

试论"假一罚十"的法律适用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它要求每一个参与者都必须遵守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规则,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上仍有大量欺诈现象存在,如何正确界定各种承诺的性质,保护交易安全和相对人利益已成为司法实践当务之急.认为应当运用单方允诺之债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以促进社会信用的发展.     

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实质是指“不可数罪并罚的事后行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可以导致不可罚的缘由作出相应的分类，也可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本身的数量作出相应的分类。虽名为“不可罚”，但“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并非绝对的“不可罚”。为尊重案件事实真相和体现个案正义，“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至少应作为从重量刑情节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