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揽子修法再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保险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4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新华社被授权播发这个决定。 这次修改的五部法律包括保险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气象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为取消和下放了这五部法律设定的六项行政审批项目。     

优化公安机关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思考——以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为视角

公安机关行政裁量基准在本质上是公安机关内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和控权方式。完善的公安机关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有助于实现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重视对行政裁量因素的实证分析,切实推行行政裁量基准的公示和评估制度,加强对行政裁量基准工作的监督,是优化公安机关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重要途径。     

清代救灾责任的法律化

清朝时的救灾责任法律化,说明清代政府非常重视将救灾与吏治相结合,所谓"救灾贵在得其人",《大清会典事例》等相应法规中的条规对于约束和惩治救灾官员违规行为、提高救灾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借鉴清朝的经验教训,既要从法律上明确国家的救灾责任,同时还要加大执法力度,努力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当罚、可罚与要罚：犯罪构造客观要件的逻辑递进

犯罪成立的主客观要素并非完全一一对应,立法上存在着以条件的面目出现、无需主观认识的客观事实。可罚性和要罚性是区分＂内在＂和＂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的标准,同时,与可罚性的关系则是区分＂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与罪量要素、结果加重犯之结果的标准。就此,从犯罪成立的客观要素观之,各要件要素之间存在着当罚、可罚与要罚的逻辑递进。     

竞技场上的伤害行为何以为罪?——竞技运动伤害行为的刑事可罚性研究

竞技运动场上的伤害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一直以来都是刑法理论中一个不起眼却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竞技运动伤害行为都被作为一种正当化的行为而排除刑事可罚性,其理论依据有被害人承诺理论、社会相当性理论、正当业务理论的争讼,但这些理论均有着自身的缺陷。应以被害人自我负责原理与允许风险原理共同作为竞技运动伤害行为正当化的根据。并且基于此,当某一竞技运动伤害行为在满足"运动员自我负责性地参与竞技运动中的危险行为"、"运动伤害属于运动之固有风险"、"行为人主观上是以比赛为目的"三个条件时,即为正当化的行为而排除刑事可罚性,反之则有入罪的可能性。     

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与夫妻财产制的关系——从家务劳动的评价基准入手

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与夫妻财产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学界关注的问题,但学者观点莫衷一是。笔者从家务劳动的评价基准着手,考察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源头后发现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与夫妻财产制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也无须确定。在适用我国婚姻法第40条时,宜区分夫妻双方是约定分别财产制还是所得共同制,但是这种区分只是在适用经济补偿制度确定补偿数额时的考量因素。     

校车问题关键在“校”不在“车”

校车安全牵动了社会各界的心,大家都在努力争取,希望孩子们早日有一辆安全的校车。然而让人疑问的是,为什么前几年就没有听说过校车安全的新闻?最近看了一些报道,才知道校车风云起于10     

中国传统礼法文化视野下刑罚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礼法文化为核心,礼法文化的实质则体现为礼刑关系。在礼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深受其影响,并随着礼法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在中国历史上,礼法文化的发展可表现为夏商周"礼法并用"、春秋战国至秦"弃礼重法"、汉至唐"礼法合流"和宋至清"理法结合"四个时期,在不同时期礼法关系的演变中产生了"明德慎罚"、"重刑尚法"、"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刑罚思想,这些刑罚思想给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其中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均可为当今中国刑罚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     

现代行政法上的指南、手册和裁量基准

本文以英国的"非正式规则"为参照系,结合我国实践和理论,逐一分析了指南、手册和裁量基准的效力、公开、制定主体和程序问题。指出它们对内因行政科层制而具有拘束力,对外呈现多样化的效力形态,应运用合法预期、"直接的权力因素检查"和相关考虑等理论,对其内容和条文逐个分析判断。它们提供了有益的裁量建构,只有公之于众,才能有效规范自由裁量。可以引入类似立法的程序予以控制,但要适度克制,避免其丧失灵活性。     

论单位犯罪的复合主体

单位犯罪的主体既不是单位或者相关责任人员的单一主体,也不是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共同犯罪主体或者两个犯罪主体,而是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复合主体。单位犯罪中的单位具有合法性与利益性特征,国家机关等不具有利益性的非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双罚制应当作为认定单位犯罪刑罚方面的条件,而只处罚相关责任人员的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实质上是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的刑罚总量是由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分担的,单位承担其中的罚金刑,相关责任人员承担其中的主刑,现行刑法对部分单位犯罪中的相关责任人员配置较自然人犯罪更轻的主刑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