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工程”让员工有幸福感

佳宝新纤维现有1600多名员工,其中90％来自外地.员工心情好了,生活幸福了,才能踏实工作.企业人力资源总监张健告诉笔者,去年以来,企业启动了员工幸福工程,主要包括生日祝福送上门、每年组织员工健康体检、开辟绿色蔬菜基地、组织全方位培训、举办员工亲子活动、为员工子女集中办理入学、举办节日趣味活动等.尤其是层出不穷的员工活动和亲子活动,让员工们乐在其中,幸福感大大提升.几乎每个月,该企业都会组织一次员工活动.我们把尊重员工放在第一位,每次组织活动都站在员工角度考虑问题,活动前会把方案向员工公布,员工自愿报名参加,费用由企业负担.张健说,去年花在各种员工活动和健康体检上的钱就有200万元.在2013年预算中,这项开支还要增加.     

慢生活做生活的主人——探访都市“悠客”一族

中华民族有很好的品质——吃苦耐劳．但是也有走入误区的倾向,比如——快。快,是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写照。高速度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幸福感,我们有无穷多的机会,可以用来经历生命的成长,所以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的行为有一点儿像那螳得了毒品依赖症的病人,始终在快节奏中寻求一次又一次的快感。哪怕不停地抱怨缺少闲暇时间,但又不敢停止,害怕停下就被社会抛弃。在疲于奔命中,眼看生命与自己擦肩而过,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却渐行渐远。     

公众幸福指数实证研究——基于2011—2014年广东省的抽样调查

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国民幸福核算体系的基础。将幸福定义于主观范畴,利用幸福感和满意度等10项指标,对广东省公众大样本量连续测量的结果表明,2010-2013年,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均值）为61．745,年度小幅递增,其中幸福感（均值）为70．34,满意度（均值）仅为53．14。同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收入对幸福指数有较大影响;公众背景对幸福感影响较大,对满意度影响较小。基于环境资源容量及公共服务的有限性、公众欲望的无限性,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公共政策的价值演变,从GDP导向、满意度导向到幸福指数导向具有客观必然性。     

青少年手机依赖与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1031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手机依赖高低分组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显著(F=0.059、4.639,均P0.01);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各项指标呈显著负相关(r=-0.111~-0.173,r=-0.283~-0.311,均P0.01),寻求意义感与手机依赖各项指标偏相关显著(r=0.080~0.116,P0.05);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160,P0.01);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是手机依赖的有效预测因素,主观幸福感在生命意义感与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手机依赖与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生命意义感不仅与手机依赖直接相关,还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手机依赖。     

民办高校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改革创新实践的研究——以南昌某民办学院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南昌某民办学院120名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和总体幸福感进行调研;运用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改革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前后,对南昌某民办学院420名大学生进行前测一后测对照实验。调查显示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偏高,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很有必要;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改革创新实践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上均有有显著提高。     

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问题的实证研究

教师的幸福感来源于教师的工作满意度.通过对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10省市30所高校的1000名高校教师进行调查发现,现阶段高校教师总体幸福感较高,社会对高校教师的认同、高校教师自身的职业认同以及高校教师专业认同感的增强是影响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薪酬待遇、婚恋状况、科研压力、专业化发展可能成为高校教师幸福感的制约因素.     

幸福感与经济增长速度未必成正比

近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专访时概括了中国30多年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简而言之有三条：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再简单一点,可以概括为“放开”和“开放”两方面：前两条是“放开”,后一条是“开放”。     

EAP心理工作模式下的民警工作幸福感研究

民警工作幸福感是衡量警察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目前,公安工作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和群众幸福感,却忽视了民警自身的身心状况。加强民警心理健康服务、提升民警工作幸福感正逐步成为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引进和运用EAP服务制度对于提高民警的幸福感具有积极意义。     

青岛市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

对324名青岛市新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1)青岛市新市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低于普通城市居民;(2)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年龄对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4)婚姻状态对青岛新市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信心有显著影响;(5)不同居住状况对青岛新市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但不同居住状态对其目标价值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的影响差异显著;(6)受教育程度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知足充裕、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心态平衡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让教师的“职业幸福指数”提升

“我很喜欢我职业,我的职业幸福感是很高的,但是近几年的工作中我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在十一届人人八次会议上,省人人代表马仲玲这样说到。从事教育工作已经有20年的马仲玲,对全省乃至全国的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她说一直以来,传承文化、培育人才,教师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