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的理论定位：冲突与选择

行政强制权扩张的必然性和公民权益受损的可能性构成了行政强制理论前提的內在张力,行政强制权的实施以不侵害公民基本权益为底线.公正和效率是行政强制价值取向的两种表现形态,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公正是行政强制首要的价值选择.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目标是限制行政强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权利本位是行政强制的根本宗旨.司法机关执行模式和行政机关执行模式各有利弊,我国现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悖谬,确立法院审查行为和行政机关执行行为严格分开的制度是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理性选择.     

强制报告数字化监督系统的应用与优化

强制报告制度对于及时阻断侵害状态、有效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凝聚社会保护合力等意义重大。但实践表明,同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相关主体主动报告的意愿并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项制度的实施。     

以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北大核心

法治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任务,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注入了新动力。建设法治政府,就是实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党和国家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     

强制医疗中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是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闸口.由于我国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理论没有统一标准,导致精神病鉴定专家充当了医学裁判和法学裁判的双重角色,对精神病人鉴定程序流于形式.只有明确精神病人的法律定义,发挥法官的自由心证,提前检察机关审查和监督的介入环节,才能使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得到妥善处置.     

论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为视角

新刑诉法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将强制医疗以一种诉讼的形态纳入到法制轨道,有效地保障了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确保了社会安定有序。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作为强制医疗案件审查主体,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权保护和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多元价值的平衡,为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效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要准确理解强制医疗案件的特性,把握强制医疗案件的适用范围,发挥公诉部门诉讼监督职能,做好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工作。     

依法治国背景下地方立法权的收放之度

法律授权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性立法权,在我国已经历三十年实践,但地方立法的权限和范围一直不够清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着重提到了这个影响地方立法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我国,地方组织法、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行政法共同构成地方立法权的法律渊源。这些规定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限定地方立法的,如《立法法》第八条列举了十项立法保留事权,如《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将特定种类的行政权力作为法律保留,并对地方立法规定特定行政权的幅度作了限制。二是对地方立法授权的,如《立法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性事务＂属于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中存在的问 题简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从而解决了强制医疗程序在程序法层面立法空白的缺陷问题,但仍存在着鉴定程序的规定存在立法空白、危害性条件缺乏具体标准、程序启动主体缺少当事人、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未具体规定、合议庭的组成缺乏合理规定、法律援助仅适用审判阶段等问题.为使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取得预期效果,必须解决上述问题.     

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概念之厘清——与陈绍辉博士商榷

将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概念相混淆的现象比较普遍。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是两个法律性质不同的概念,他们分别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强制医疗包含于非自愿住院医疗之中;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在送治主体、实施条件、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廓清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的概念,能更客观、严谨的研究相关问题。     

论行政合同之功能与救济

行政合同兼有行政性与合意性的特征,其拓展了行政管理手段,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行政目的及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控制行政权力、减少和避免行政纠纷的功能.因此,行政合同既要适用行政法,又要适用民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对行政合同适用不同的救济方式.在我国,行政诉讼救济途径是行政合同救济的必由之路.     

强制隔离戒毒的治理理念纠偏及创新——基于社会工作与强制隔离戒毒相融入的视角

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戒毒向强制隔离戒毒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瓶颈,如职能定位不清、定位转变难、管教人员与戒毒人员之间的关系紧张等。为突破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发展桎梏,实现强制隔离戒毒机构的治理创新,应借鉴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与方法,开展三方面的工作:一要理顺管理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戒毒人员的主体地位;二是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仅要加强管教人员的引导,还需加强戒毒人员的自我管理、同伴管理以及社工机构的参与;三是推进强制隔离戒毒的治理法制化工作,为保障戒毒人员的人权提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