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取得少数股东股权——简易式兼并探析

简易式兼并 ,是指当母公司拥有子公司绝对多数股权时 ,母公司强制取得子公司少数股东的股权并把少数股东排挤出去的兼并。简易式兼并尽管有悖意思自治之传统法理 ,但这正体现了在效率与公平发生冲突时立法者对效率的追求。我国现行法规定了强制出售股票权 ,但对强制取得少数股东股权未予规定 ,反映了我国立法更注重对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 ,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效率的追求。但简易式兼并也并非置少数股东利益于不顾 ,而是设计出一套机制以防止多数股东权利之滥用。     

试论强制要约收购豁免

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建立强制要约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如果对该制度僵化操作,则又易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从而最终损害股东利益。建立强制要约豁免制度可以克服这一局限性。我国《证券法》原则规定了强制要约豁免制度,但豁免的具体情形尚无明确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本文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豁免体制、豁免情形及其豁免程序。     

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关系的若干问题探讨

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是同一范畴的问题,二者行为起因的同一性、当事人承受最终法律效果的同一性、行为模式的同一性、行为性质的同一性等决定了将它们划归为两种行为必然会造成行政立法和执法的混乱;二者是一种从属性的关系形态,以行政强制对行政处罚在实施手段上的补充、制裁量度上的补充、制裁阶段上的补充、社会效果上的补充等为证。据此作者提出了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合并立法,行政强制由行政主体自行实施、行政处罚多次适用等新的立法和执法思路     

论上市公司公开收购的法律问题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上市公司公开收购的政策定位、立法目的、目标、基本原则、部分要约收购、强制要约收购以及反收购措施规制等内容进行分析考察,指出我国《证券法》对公开收购的政策定位是合理的,但是在贯彻其政策意图,尤其是在与公开收购立法的目的、目标与基本原则的平衡上尚存在较大的问题,某些具体制度的设计尚不完善,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     

大陆法院调解与香港诉讼和解之比较——关于完善合意解决纠纷诉讼机制的思考

大陆的法院调解与香港的诉讼和解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作为以合意解决纠纷的诉讼机制而存在的;主审法官在和解或调解中均兼有主持者和裁判者的双重身份;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经法院认可并经法定程序即可结束诉讼。然而二者的运作结果却有着明显的差别。笔者以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并不在于法官是否依职权主持了整个和解过程或提出了和解方案,而是表现为在合意的彻底程度方面有明显不同,这与诉讼结构、诉讼观念、诉讼原则以及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大陆应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协调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根据合意解决纠纷机制的特点及规律确立正确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并贯彻处分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充分体现和保障当事人合意为核心的纠纷解决制度     

论黑格尔的刑罚思想

黑格尔的刑罚观点是其一套刑法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刑罚是对犯罪不法行为所实行的第二种强制;刑罚与犯罪“等同”,报复与复仇不同;刑罚的标准法定、按犯罪的质和量衡量;国家处罚犯罪者以死刑符合正义要求,但不得滥用;法和正义的根据是自由,而不是威吓;刑法应是理性、人道的。     

“礼治”实践的法律强制及其现代意义

"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运作过程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礼治"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具有道德内涵的礼仪制度,并通过礼仪制度确立等级分别,最终实现政治等级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中国古代"礼治"实践的真正途径是法律强制,法律对"礼"这种道德规范的法律强制所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权中的行政权与私权中的财产权的冲突,即政府行政权力强行介入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并辅之以地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二者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一定利益上的冲突、法律配置上明显不合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公权已严重地侵犯了私权.为了使二者关系由冲突转为和谐,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公权,保护私权,提升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修改有关强制拆迁的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规定严格的程序;提高政府强制拆迁行为的成本.     

严重精神病人犯罪事前管控机制的完善——以湖北省的实证数据研究为基础

近年来湖北省内精神病人数量不断增加,严重精神病人暴力犯罪案件频频发生,群众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受到极大威胁。针对当前情况,湖北省采取的以强制医疗为主的事后制裁措施作用不大,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管控和预防,在现有基础上建立精神病人动态管理数据库及异域警务合作机制,加强精神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配置,提高监护人看护能力,政府设置专项经费支出落实精神病人救助帮扶政策,同时还要完善精神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注重区域交流,创新工作模式。     

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法律保障的完善——以“半强制条款”现象的应对为分析视角

目前许多网络平台、APP为了全面获取用户个人信息而订立了“半强制条款”,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格权、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而我国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存在诸多漏洞,立法保护滞后,实践中也面临重重困境,加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为此,需要从动态多元的角度探讨大数据时代法律保护的制度构建,以完善法律规范为解决路径,加强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障,为我国网络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