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人性论思想

牟宗三先生的人性论有三层:最高一层是义理之性,是先验而纯粹的道德理性;较高层是气质之性,较低层是指饮食男女的生物本能之动物性。后面的两层统称之为生之谓性,是经验的实然的人性。牟宗三先生用自己的人性论思想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了总结;并给予现代化,把西方"人是理性的动物"作了中国式的解读。     

现代化与形上迷失

现代化乃是一个世俗化过程 ,世俗化的进程总是以人的欲望的张扬为其特征。以现代化为特征的现代性存在三大隐忧 :一是意义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 ,二是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 ,三是自由的丧失。“全球问题”和“人的物化”(或者说“异化”) ,与现代化进程存在着本然联系。然而 ,处于前现代化阶段的中国毕竟不能回避现代化的要求。因此 ,批判地审视现代性 ,成为时代的必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正是这一审视的结果     

各种损伤致死后口鼻蕈形泡沫形成原因分析

一般认为蕈形泡沫的出现是溺死尸体的特有征象,是生前形成的一种生活反应,对确认是否为生前溺死具有一定的意义。其形成原因是:在溺水的过程中,由于冷水刺激呼吸道粘膜,粘液分泌亢进,粘液与溺液、空气随剧烈的呼吸运动互相混合搅拌,形成细小均匀的泡沫,充满呼吸道,死后自口鼻外溢所致。但从有关报道[1,2]及接触的案例看,有机磷中毒、颅脑损伤、失血性休克、扼颈等致死均可出现蕈形泡沫。现结合4例案例分析不同损伤死亡后口鼻蕈形泡沫形成原因。案例1李某,女,32岁,因家庭纠纷服敌敌畏死亡。尸检见尸斑显著,呈暗紫红色;腓肠肌和肱二头肌显著挛…     

试论英汉翻译中的熔铸技巧

英汉两种语言差异较大。汉语以意合法（ｐａｒａｔａｘｉｓ）为主，无论词素组成词，词构成词组，词组组成句，联结手段主要不靠语法制约，而靠语义，语义的决定作用较大，语符表层服从于语义深层和语用修辞层的调动，语符的自足性较小。相反，英语以形合法（ｈｙｐｏｔａｘｉｓ）为主，语义的决定作用比汉语要小些，语符虽服从于语义、语用的调动，但其自足性较大些。这种差异要求在两种语言转换中必须运用熔铸技巧。熔铸是翻译单位上升的翻译法。从大量英汉翻译实践中得出结论：大量的熔铸是在词组级上完成的。近来词组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的重视，越来越明显的共识是词组在句子中占核心地位。英汉两种语言的词组构成有其共性一面，亦有个性一面，其个性一面要求使用熔铸。词组中词与词的修饰关系会产生内涵意义（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在翻译转换中，这种内涵意义也要求适当运用熔铸     

贵州龙里巫山岩画人物图考释

在贵州龙里巫山岩画约 180人的丰富的人物图中 ,我们得以窥见古代贵州居民们动感十足的巫舞、丰收庆典舞、生命繁殖舞以及骑马放牧的壮观情景。佩剑武士和骑虎人物的狙犷威武场面也展示在我们面前。庄重肃穆的舞人与代表巫术之意的“王”形符号 ,只见于邻区岩画和考古遗存中 ,头上饰羽、角、尾装饰的各种人物所描绘的古朴、奇特的远古头饰装饰跃然眼帘。这一幅幅难得的民族艺术造型的瑰宝 ,与贵州山水、民族同在。     

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方式的演变

法律传播是特殊的法律活动,作为社会现象古已有之,它与法律同生长同发展。本文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字学、民族学,以及法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考察上古以迄三代之社会形态、语言文字和法律形式的发展历程,厘清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方式的演变脉络,即经历了由“口耳相传”、到“图象显示”、到“形于文字”的三个阶段。     

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的模式——以网游业为例

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提升以及突破环境资源限制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说明虽然中国创意产业有着雁形模式发展的一般特征,但是内容和实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特殊性可以使中国不依赖国外相对成熟的模式,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土智力资源,超常规地实现产业发展和优化布局,并以此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能力。     

犯罪论对刑法典的形塑作用——以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的关系史为线索的考察

刑法典与犯罪论体系的关系是犯罪论体系论争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对此,主张"维持论"的学者提出了"刑法典对犯罪论具有制约关系"的命题。通过对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关系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无论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还是罪责,都不是德国刑法典的产物,而是德国刑法学者智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这些基本概念,通过在刑法学界形成共识之后,形塑了德国刑法典的发展。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不应拘泥于刑法典本身的规定,因此引入德国阶层犯罪论体系并不存在障碍。     

南海U形线外源自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困境与出路

对南海U形线外源自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除作为水下文化遗产的国家船舶及军舰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为我们主张相关权益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规定的通知报告义务及协调国制度,有利于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知悉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在其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上对源自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的发现及有意开发活动,并能参与相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但仅以此作为我国加入该公约的理由不够充足.当前,对南海U形线外源自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我国应着重于主张国有船舶及军舰的所有权、对区域内源自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考虑与商业打捞公司进行合作、积极寻求双边条约或地区条约的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