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法中客观归属论的意义

在德国刑法学中，客观归属论能妥当地通用于故意犯和过失犯的见解已成为通说。虽然对于导入作为限制结果归责的客观归属论，日本主流意见的态度比较消极，但从一定的规范性基准来进行判断的客观归属论的思想，却可以在近年来日本判例中窥见端倪，尤其是在“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被害人对危险的承担”、“基于中立行为的共犯”等问题上，有明显的客观归属理论倾向。     

农村高价彩礼的生成机制——基于“文化—生活”的框架

农村高价彩礼是婚姻市场中男女双方家庭互动的结果，表现出空间上的相对性和时间上的差异性。既有研究注意到了空间层面的地方文化主体性，但对于时间维度上的价格增长原因解释不足。“文化—生活”的分析框架以高度分殊的地方文化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为自变量，回答了农村高价彩礼的生发机制和价格递增机制。以赣南T镇为例，宗族家长制文化下的畸高性别比使得女方家庭主导婚姻市场，勤劳节俭、团结本分的精神传承及家庭积累奠定了男方家庭给付彩礼的经济基础，高价彩礼由此成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规范。而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生活成本的显著上升促成了女方家庭的抬价冲动，农村人际信任关系的变化加剧了婚姻物化趋势，导致彩礼价格进一步攀高。正是地方文化与生活变革的交错互动，使高价彩礼呈现出原生型与续生型的一体两面。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及其制度因应

由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技术方案作为一类全新的发明形式，在理论基础、权利主体、利益分配等多方面对传统专利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由于人工智能目前已经能够生成符合可专利性的技术成果，既有专利制度面临变革。在权利归属的制度安排上，需要调整多方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构建基于“二元主体结构”的权利主体规则，以使用者作为基本的专利权主体，兼顾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防止人工智能算法控制者的垄断；同时，引入约定优先和公平报酬原则作为合理补充，以实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专利保护的利益平衡。在权利保护的制度构建上，需要完善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申请授权制度，明确其权利行使的基本原则与规范设计，以此进一步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推动人工智能行业的创新发展与技术进步。     

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研究成果归属约定的困境与解决方案

基于对201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中有关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研究成果归属的规定之分析，并结合实践，提出该条适用的研究类型宽泛、对其他科技成果保护薄弱、当事人可以行使的知识产权权能规定模糊及成果转化方式有限等争议，进而讨论了对应解决方案，如：缩小适用的国际合作研究范围，加大对其他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明确知识产权权能的行使方式，以及以政策鼓励转化创新。     

法国行政司法赔偿的责任归属与归责原则

法国早在１９７８年就确立了行政司法重过错赔偿原则。２０００年以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通过“马吉拉案”、“博潘女士案”、“盖斯塔斯案”等一系列案件，回答了行政司法赔偿责任归属与归责原则问题，超期审判被定性为一般过错并成为行政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之一，大学、行业协会的纪律委员会等专门行政法院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造成的损害也统一由国家承担。     

股权纠纷的司法应对——鲁南制药股权之争

鲁南制药股权纠纷很典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有境外投资者的国内企业提供税收优惠。鲁南制药为享受税收优惠，由境外的鲁信公司持股25.7%股份。后鲁信公司将此股份转让给凯伦美国公司。凯伦美国公司通过新设公司和信托方法对此股份进行数次调整。此25.7%股份发生争议，并引起广泛关注。该股权纠纷争议反映出来的三方面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其一，鲁南制药股权纠纷的焦点是股权归属问题；其二，股权纠纷直接关系到公司控制权的归属，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其三，本案股权纠纷反映了海外信托存在的风险，该案中信托的整个流程和结构有缺陷，对受托人约束机制不完善。鲁南制药从历史上看脱胎于一家国有企业，因此其股权纠纷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企业成长的一个典型缩影，鲁南制药股权和信托设计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对我国很多企业都具有警示意义。     

表决权回避与程序效力的重塑

我国《公司法》所规定的关联担保表决权回避程序是与决议可撤销的效力相连结的。程序的强效力导致了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利益分配效果的绝对化及片面化。关联交易本身所掩盖的利益分野难以通过回避程序直接予以判断。回避程序无法承担起直接的利益分配功能,只能起到辅助公平判断的作用。在公司多元化的利益冲突中,其效力应更加缓和与具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