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彩礼返还若干问题的探讨

婚姻彩礼是否应该返还,有何法律依据,应当如何返还?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结婚彩礼法律问题研究

婚约财产案件及离婚引起的彩礼返还问题在现今民事案件中仍占一定比例,由此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结婚给付彩礼现象仍大量存在。彩礼在中国历史悠久,现今在我国广大农村、经济不发达地区仍存在此现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对彩礼返还的条件进行了规范,为人民法院审理大量彩礼案件提供了可供适用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实施以来,效果不尽如人意,经常导致判同案不同判,显失公正,引起当事人累诉、上访、缠诉的尴尬局面。     

《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中彩礼的两种界定--以陈某与李某、梁某与徐某两起婚约财产纠纷为例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彩礼在城市婚姻中的表现形式已经从传统的订婚提亲转变为恋爱关系中的财物赠予,《婚姻法解释(二)》中第十条规定的"彩礼"在众多的婚约财产返还之诉中经常被作扩大解释和目的解释,但法院在这方面行使的自由量裁权程度不一,导致应返还的婚约财产认定不清,急需对彩礼进行解释和界定。文章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及归纳总结相关的学术论述对彩礼提出了两种形式的界定,并探讨了其不同的构成要件,旨在为具体的婚约财产返还之诉提供参考。     

伊朗彩礼制度的起源、演变及特征

在伊朗，彩礼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项制度。现代伊朗彩礼制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土壤，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进一步强化了伊朗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话语，且在西方法制的影响下使其制度化和体系化。在以《伊朗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规范下，伊朗彩礼制度呈现出强制性、保障性、追偿性和象征性等典型特征。彩礼制度对伊朗家庭、社会影响深远，它维护了穆斯林女性的权益，是一种对弱势处境下女性的保护措施。但近年来，在美国制裁下，伊朗经济形势严峻，民生问题突出，社会上既出现了“彩礼制度的存与废”之争论，也有一些民众提出修改《彩礼与财务定罪法》之诉求。对此，伊朗政府在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对彩礼制度进行局部微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彩礼问题的负面影响，也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总体看，伊朗彩礼制度的发展演变，既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官方相互调适的过程，也是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交流互动的过程，更是恪守传统与现代化改革平衡协调的过程。     

农村高价彩礼的生成机制——基于“文化—生活”的框架

农村高价彩礼是婚姻市场中男女双方家庭互动的结果，表现出空间上的相对性和时间上的差异性。既有研究注意到了空间层面的地方文化主体性，但对于时间维度上的价格增长原因解释不足。“文化—生活”的分析框架以高度分殊的地方文化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为自变量，回答了农村高价彩礼的生发机制和价格递增机制。以赣南T镇为例，宗族家长制文化下的畸高性别比使得女方家庭主导婚姻市场，勤劳节俭、团结本分的精神传承及家庭积累奠定了男方家庭给付彩礼的经济基础，高价彩礼由此成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规范。而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生活成本的显著上升促成了女方家庭的抬价冲动，农村人际信任关系的变化加剧了婚姻物化趋势，导致彩礼价格进一步攀高。正是地方文化与生活变革的交错互动，使高价彩礼呈现出原生型与续生型的一体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