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雷人绰号

“四其御史” 武则天当政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武则天为了培植亲附势力，破格任命大批官吏.钻营之徒乘机表忠献媚．以求升迁。宁陵县丞郭弘霸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当时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对抗武则天政权。郭弘霸在朝见武则天时便自告奋勇请求前去讨伐徐敬业，声称要捉住徐敬业：“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武则天听了十分高兴，便授予他左台监察御史，时人称他为“四其御史”。可笑的是，这位御史没有吃到徐敬业的肉，却尝到了上司魏元忠的粪便。魏元忠当时任御史大夫，偶感风寒。 为     

古代中国人民权益损害的国家救济途径及其精神

在古代中国,国家通过法制和惯例为人民提供了"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一系列途径或方式,以满足人民在受到损害时的救济需求,保护人民的各种正当权益,防止官吏豪强过分危害人民。这些法制和惯例,虽然不具有现代"民权救济"的理念和内涵,但有着"为民做主"的基本追求。本着这样的追求,古代中国政治中长期形成的人民权益救济渠道主要有按照国家行政层级逐级申控的救济途径、通过巡回监察机构接受申控的救济途径、告御状与君王直接干预的救济途径、特许"越诉"的非常救济途径等四类情形。这些途径归根结底是一种以"哭诉"寻求"青天"庇护为灵魂的垂直、单轨、纵向的救济途径,而不是横向平行分权制衡的救济途径。     

古代中国人民权益救济体制的廉政监督旨趣

@@ 在古代中国,人民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1]是可以依法律或惯例加以救济的.法律规定或习惯认可的救济途径或方式也不少.这些途径或方式的设置本意,也许主要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益,而是为了方便国家廉政监督,主要是作为廉政监督途径而设计出来的.所以,在理解中国古代的人民权益救济制度和惯例时,应特别注意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千万不要简单地等同于近现代法制的"权利救济".     

我国大陆各省检察制度确立的具体时间

作为历史和政策性社会产品的中国检察制度,究竟源于何时何地？可概分为＂五说＂：即（就）是说认为,我国历史上的御史制度即（就）是中国古代的检察制度;前身御史说认为,御史制度不是我国古代检察制度,而是中国检察制度的前身;引进说认为,中国检察制度是由西方引进的,起源应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有感于陈寿的“三不喜”

《明史·陈寿传》中记载：陈寿，字本仁，历任户科给事中、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南京刑部尚书等职。他一生为官40年，严于律己，恪尽职守，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以至于因贫无家可归，晚年只得流离失所，甚至死后也无钱下葬，深为时人所称誉。尤其是他终生遵循为官“三不喜”的信条，更为人们所敬佩。所谓“三不喜”，即：不喜随意弹劾官吏，不喜为子弟亲友争功或谋取好处，不喜金钱财物。     

明代巡按御史与宗藩监控述论

有明一代，巡按御史对宗藩的监控分三个层面：一是宗室成员，二是仪宾等异姓宗藩成员，三是王府官员等王府从属人员。巡按御史对宗室监控的司法权并不完整，基本只能举奏其违法行为，大致扮演了信息传递员的角色；对仪宾和王官，虽有较完整的举奏和惩处权力，但他们并不是宗藩的主体。整体上讲，在明代“亲亲、尊尊”的原则下，巡按御史对宗藩的监控无法全面发力，不可能根本解决宗藩的违法问题．其监控效果值得怀疑。     

李煦之死

如果官员们仅把自身看做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则权力和积累之财富皆如幻影。 1729年早春，李煦在打牲乌拉（今吉林市西北的乌拉街）时孤独地死去。谁能想到，这个死于饥饿和寒冷的75岁老翁，曾担任30年苏州织造，八任盐运御史，是先皇康熙的奶兄弟和心腹。     

巡台御史杨二酉

青年得志皇恩誊宠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冬的瑞雪纷纷扬扬地洒落在三晋大地上。这天,一个男孩降生在晋祠镇南堡街的杨宅。杨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孩子的     

“监督”考

通过对监督一词的本源、含义及监督权作为独立的国家权力在我国的萌生、发展的历史的基础考证，独立的监督权从分到合再到分的历史发展过程得到揭示，其职能和特点得以明晰。通过对当前我国大陆和台湾的监督权现状的历史定位，发现目前大陆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相比于自秦朝以来二千多年的监督权历史，正处于较弱的历史时期。上述考证，从某种角度回应了学术界诸如监督权是居高临下的权力、谁来监督监督者等命题和疑问。     

一代廉吏周渭

提起开封府黑脸包公包拯,可谓无人不晓。然而,比包拯早70多年前,在桂林恭城也出过一位执法如山、廉政爱民的贤良之臣,他就是连包拯也非常推崇的北宋监察御史周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