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认定中的基于可能原因怀疑权——从减少侦查错误的角度

侦查的基于可能原因怀疑权在侦查初期对确定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等产生重要作用，基于可能原因怀疑权本质上属于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原原因怀疑权使用不当容易形成侦查错案，对可能原因怀疑权的运用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侦查错案。     

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动力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发展的需要、理论自身的矛盾和主体自身的怀疑、批判精神。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社会转型、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需要。理论自身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学术派别中的理论矛盾、学科建设中的理论矛盾和个人体系中的理论矛盾。理性的怀疑、批判精神是创新活动的内在元素、理解创造的基本功能和评价成果的创构机制。它们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提供从外在到内在的充足而持久的动力。     

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

7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1988届毕业生卢新宁在201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他说，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     

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证据确实、充分”新解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标准还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都对我国证明标准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在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分解和细化,并将"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正式的证明标准予以确立,对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都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但修订后的证明标准,仍显的笼统、抽象,对"合理怀疑"的借鉴也缺乏对本土资源的考察,这就需要继续细化刑事诉讼程序中各阶段的证明要求,明确各部门的职权分工,充实"合理怀疑"的内涵,实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并存的规定是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共同作用下的新规定。尽管学界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但两者并存的规定是立法者无奈却又不乏理性的选择,其实质是不再苛求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但立法者又不完全信赖司法者对"法律真实"①标准的可控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是在两者之间。新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结合,在证明模式上体现了印证证明与典型自由心证的结合,在证明方向上是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的结合。新标准有利于公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掌握,有利于法官心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有利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和刑讯逼供问题的消解。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八个历史谜团(六)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林彪吗

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否是林彪,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说不是,一种说是。说不是的人认为: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对革命前途有过右倾悲观的情绪,但不是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再思考

在行政诉讼中应采用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一般情况下应当采用明显优势的证明标准，对于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以及较大数额罚款等严重影响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处罚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于原告应当提出证据证明的事实及其他程序性事实适用合理可能性证明标准。     

艰难中前行——“两高三部”新证据规定的意义与问题

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两部新证据规定大量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理念,如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并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作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阿凡达》是个“拆迁”幻想

名嘴李承鹏说:我怀疑卡梅隆是悄悄在中国卧底多年后才想出这个剧本的,只不过把结尾弄得光明一些。沿着这样的思路,网友们纷纷点出《阿凡达》剧情中的拆迁情节:开发     

挪用公款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研究

关于刑事证据的概念和性质目前尚无定性，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证据应为一种根据，其本质是主客观的结合体，它既不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也不是客观物质的具体形态。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而异，即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对于非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的证明，则只须达到优势证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