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思想"亚健康"状态忧思录

“亚健康”是指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给人庸懒无力、萎顿低迷的感觉。该文以当事人的视角,对当代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中存在的某些亚健康状况:经济时代过于追求功利的经济理念、社会改革中表现出消极的政治态度、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出现迷茫与困惑等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并从社会和大学生两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最终希望大学生和社会能达成共荣。     

"法现实主义"思想与证据制度的变革

以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学为基础的法现实主义思想,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制度和证据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规范怀疑主义"、"事实怀疑主义"和"裁判的非预测性"等重要的思想观念.法现实主义强调指出,传统的"保持法的确定性原则"事实上是对法的更大的社会功能的否定.本文结合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通过对这一激进的法学思想的分析评论,充分肯定了建立动态的法律制度的积极意义,提出了改革现行证据制度的思想原则.     

中国法制焦点

最高法院：出台规定防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 近日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旨在加强对法院内部人员自我约束,抵御请托说情之风。规定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得私下接触本人审理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等关系人,同时要求因不明情况或者其他原因接触并可能引起社会公众及当事人合理怀疑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怀疑“郭美美事件”有三种可能

这些日子,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都在忙着发表声明,一再表示自己这里"从来就没有一个叫郭美美的人"。但这个郭美美,为什么偏偏自称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中国红十字会要想把这块污渍从自己身上彻底撇清,最好的办法     

民主体制下的理性怀疑与政治信任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与有效治理,既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也要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信任"悖论"。在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中,理性怀疑有着明确的限度,即对政治角色、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的怀疑,特别是对政治角色的警惕与戒备。人性不确定性与权力工具性,构成了政治信任结构中理性怀疑的逻辑基础。民主体制运行中理性怀疑的有效展开,既需要将这种公共精神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原则与政制形式,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理性怀疑的制度化,也需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提升民众理性怀疑能力,通过公共教育培育其理性怀疑品性。     

向女儿学习

<正>记得上大学,老师教授《论语》的时候曾经指出,"有教无类"和"教学相长"是孔夫子极其重要的教育思想。但是,回顾自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求学和成长,基本都是在分班和填鸭式教育中度过的,所以对"有教无类"和"教学相长"一直持怀疑态度。     

多疑？ 就是自导自演!

留言板：上司一句平常话,被再三品味＂言外之意＂;同事面带笑容的问候,却认为是不怀好意、笑里藏刀;开的小玩笑,却怀疑是在影射自己;看见别人低声说话,就猜测是否在议论自己;生活中碰到点小麻烦,事业上遇到点小挫折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贯穿着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过程的始终。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证据、判断证据等活动都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体系关系着证明主体的利益,也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整个进程。笔者意在借鉴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文化和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多维"的刑事诉讼标准。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公布与实施,民事诉讼确立了新的证明标准,然而作为与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联系更加密切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构建上落在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后面。事实上,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因此,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方面的证明标准,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已经迫在眉睫。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兼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素来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一种主观性标准,在我国应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