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柄和伤害权都是“资源”

津门政坛近日骤起波澜。6月12日．天津市“管住房的检察长”、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宝金因涉嫌经济问题，被中纪委宣布“双规”。津门内外议论纷纷：“天津的房地产商听他的”、“地产商都害怕他”、“没想到检察院权力这么大”（详见2006—06—29《南方周末》）。李宝金“客串”房地产的故事不久将会“揭晓”。在此不必猜测，但可以合理怀疑，可以借鉴历史。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中的最高标准。我国现行的客观真实模式下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建构上不但落后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且也没能建立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借签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势在必行,且意义重大。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正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一、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和理论界说二、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我国刑事诉讼应当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如本文前述,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以“实事求是”或“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证明标准。因为“我国的证明制度,既是人民司法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同     

英国近代经验论哲学的逻辑走向

在英国由培根首创的经验论哲学,从洛克经贝克莱到休谟经历了一个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而其演化的实质是逐步使经验论原则彻底化。     

谣言与真相

质疑不是谣言,真相要靠程序,它们共同构成了针对公权运作的压力机制。在一件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说法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知识、立场、情感和所拥有的信息,做出"我相信真相是什么"的判断。由于许多事件涉及土地、生命等切身利益的抗争,由于许多事件常常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后的突然爆发,也由于许多事件中卷入了众多不满和"不明真相"的民众,所以这种"我相信"     

论当前刑事有罪证明标准

我国理论界对刑事有罪证明标准的探讨由来已久,从客观真实说到法律真实说,从内心确信到排除合理怀疑。司法实践关于刑事有罪证明标准的改革则更加体现了英美法系的特点。应协调好"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传统"证据确实、充分"的关系,结合我国证明模式特点,充分发挥"排除合理怀疑"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与之有关的其他证明机制。     

爱因斯坦曾长期被“监控”

最近,美国报纸披露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新闻: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监控对象!一份FBI的绝密文件披露,爱因斯坦曾被怀疑是俄国派驻柏林的间谍。联邦调查局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他进行秘密     

毒品犯罪中“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具体判断

本文案例启示:对毒品犯罪中"以贩卖为目的"的判断要摆脱传统的"供有则有、供无则无"的口供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坚持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证书证到言词证据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审查,以查证属实的"非法购买"这一基础事实和毒品的数量、贩卖所用工具等相关证据推定行为人"贩卖目的"的存在。在行为人没有明确的证据或证据线索对推定事实构成合理怀疑时,可以认定其具有"贩卖目的",进而构成贩卖毒品罪。     

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意义

本文分析考察了笛卡尔普遍怀疑的过程、缘由、依据和目的 ,认为笛卡尔把“清晰明确”作为知识的基础和接受事实的原则 ,揭示了人类思维的基本特征。在知识、信息急剧膨胀的时代 ,对于个人有限的大脑潜力而言 ,或许不必刻意追逐快速增长的知识进程 ,在掌握一定基本知识的基础上 ,拿出怀疑主义的勇气 ,清除心中的一切成见、偏见、疑虑和外来的干扰信息 ,使思维达到清晰明确的豁然状态 ,似乎更益于激发智慧的火花。     

重新认识刑事推定

作为横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主题,刑事推定问题在我国正日益引起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的广泛兴趣。但是,理论研究中误读、误用推定的情形时有发生,对司法实践危害甚大。对司法部门而言,推定充满了诱惑与困惑,有必要重新认识刑事推定,还推定以本来之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