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云南

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今年预计增加一成云南省提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以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10%%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来源:《云南法制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机构在重庆的一处办公地点，也是当时郭沫若的居所和工作场所．旧址在重庆有两处，分别是位于渝中区七星岗的天官府旧址和沙坪坝区西永镇的香蕉园村旧址.     

路路通畅走乡村——徽县农村公路建设成效显著

近年来，徽县把农村公路发展作为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全面提升农村公路通行水平，努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出行环境。目前，全县农村公路已基本形成了以国道、省道、县道为主骨架，农村通达通畅道路为支线，干支相连、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全县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增加到1146公里，213个行政村通达率100％，通畅率达61．5％。     

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五）

百丈,南下的拐点分手时,毛泽东与张国焘把话都说得决绝。张国焘预言：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饿死＂。毛泽东断言：＂南下是绝路!＂当时,多数人不相信毛泽东的话,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指战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为两军合而后分感到担忧,私下问陈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     

一枝一叶总关情——太原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档案文献展览感悟

<正>在长风商务区这个太原最具现代化城市功能和都市气息的地方,一场以档案讲述历史的红色传统革命教育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档案文献展览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举办。作为太原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由太原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档案局主办,市档案馆、市美术馆承办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档案文献展览"在太原美术馆开展。短短几十天,就接待参观单位650余家,党员干部和社会群     

农妇智救“江抗”勇士

正1939年9月下旬,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奉命从东路地区西移扬中。仅过了1个月左右,"江抗"三路政治处主任杨浩庐肩负陈毅、叶飞关于在东路地区"重建抗日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发展抗战形势"的使命,辗转回到了阳澄湖地区,于同年11月在常熟东塘墅成立了以夏光为司令、杨浩庐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1940年4月后又改名为     

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北大核心CSSCI

党的十九大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行了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和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我们党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工作重点和实践路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政党建设规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邃认识和深刻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新境界、新阶段。要真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总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中去,必须全面理解、准确把握这一总要求的丰富内涵、内在逻辑;必须牢牢把握党的建设主线,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必须按照新的总目标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纪律建设条文变动的历史轨迹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共产党党章是关于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①。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党章建设,不断探索通过党章建设来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如果把从党的二大到十八大的党章中有关纪律建设的条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可以鲜明地看到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逐步完善对党内纪律的认识、     

黄埔军校的六位政治部主任(上)

背景: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因校址设于广州附近的黄埔岛(又称长洲岛)而得名。军校筹建之初,孙中山采纳中共的建议,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破天荒地在军校建立起党代表制度,设立了政治部这一组织机构,开创了中国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孙中山的做法,显而易见,是要将军校办成"党军"的摇篮,为建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培养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通晓军事理论的骨干分子。 戴季陶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组织机构,是革命军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由于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因而军校…     

19世纪越南北部平原乡村的行政组织结构与运作

19世纪越南北部乡村的基层行政组织分为总—里—甲三级。这种结构有其自身独特的发生机制,它既扎根于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传统,又与19世纪阮朝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总”是越南古代独有的一种基层行政组织,阮朝的社村一直处在王权下行和地方精英权威的张力之中,王权下行的举措主要是“总”的大规模推行。总—里—甲组织相应的头领分别是正总、里长和甲长,通过这种安排,阮朝的政府权力由中心向周边、上层向下层扩展,这种组织架构是阮朝权力下行和细化的过程,也是维持乡村自治传统的一种手段。除了总—里—甲这种职役组织外,还存在以家族为代表的祭祀组织和以“豪目会同”为代表的社区组织。如果说祭祀、职役组织的功能较为单一,那么社区组织则具有等级实践、层序展现、贯通控制等多重属性。阮朝的基层行政是多种力量合力共治的结果,政府对基层地区没有进行整齐划一的管控,这固然起到了维持传统、尊重故俗的效果,但反过来看,也可能导致基层地区矛盾丛生。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作为持剑者,关键是如何在经制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找到平衡。19世纪后期法国控制北圻之后,开始谋求更深刻地插手乡村,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