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合作与国际反恐立法

正自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至2013年4月15日波士顿国际马拉松赛中连环爆炸案的案发,11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内,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冷战以后剩下的当今惟一超级大国即美国,甚至不惜为此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但吊诡的是,随着美国从伊拉克与阿富汗撤军,战争的硝烟似乎将要散尽,但整个世界却陷入了一     

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比较法之维

恐怖主义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冲击以及给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慌,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同时由于恐怖主义犯罪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而且涉及民族、宗教、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对其规制也必然成为难点。在厘清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刑法规制现状的基础上,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积极地借鉴世界各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做法和经验,会裨益于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整体模式,最终完善、健全相应的反应机制,达到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     

“独狼”恐怖主义伦理根源分析

个体化,随意化是"独狼"恐怖主义的典型特征,"边缘人群"的价值迷失是"独狼"恐怖主义滋生土壤,基于工具理性的美式反恐战略失去了道德的正当性,平等、包容、宽容、共生是恐怖主义的解毒剂。     

关于恐怖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科学界定恐怖主义的概念是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逻辑起点,要正确把握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需要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对于中国本土恐怖主义问题,应该将其放在国际恐怖主义大背景中加以研究,同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必须加强对本土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国内、国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或畸形化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成因。如何积极而富有成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重大的现实任务。     

反恐背景下美国监视和情报制度的新发展——以《爱国者法》标题Ⅱ下的条款为分析对象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吸取因国家监视和情报系统缺乏合作以及无能力、无效率等缺陷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以制定《爱国者法》的方式对之进行作了重大改革:打破执法机关与情报收集机关之间的信息壁垒,改变监视和情报收集体制的分立状态;建立起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监视和情报收集制度;扩大行政机关监视和情报收集的自由裁量权,以满足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新需要。美国政府对监视和情报制度的改革增强了其在互联网时代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也将为当下中国反恐立法中相关内容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跨境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实践及启示

跨境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军事行动,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新问题,通过对美国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以色列报复真主党袭击和土耳其跨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三次反恐行动所涉及法律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跨境打击恐怖主义军事行动,有几个法律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一是是否征求了当事国的同意;二是使用武力是否合法;三是在具体的打击行动中是否遵守了武装冲突法的区分原则和比例性原则,这些可以对我国反恐实践,特别是跨境打击恐怖主义实践带来启示。     

新帝国主义论及其理论缺失

“9.11”事件后,库珀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将当今世界的国家分为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三类。库珀的新帝国主义论暗含三个错误的前提假设,即:前现代国家是一撮无可救药的“失败国家”;前现代国家是恐怖主义泛滥的直接责任者;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治理是解救前现代国家的灵丹妙药。对于库珀所谓的后现代国家来说,要从治本的意义上根除这些影响世界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只有祛除其所奉行的经济帝国主义,改革现有的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而不是诉诸于新帝国主义,维护和加强现有秩序。     

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

《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是第一个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在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立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公约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确立了对恐怖主义的普遍管辖权和“或引渡或起诉”的原则,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反恐怖主义的情报交流机制,设立审判和惩治国际恐怖犯罪的国际刑事法院。     

世界各国反腐“利剑”

不管在穷国还是在富国,腐败,这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痼疾,始终是世人永恒不齿的话题。腐败,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同样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性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腐败定性为与恐怖主义、气候变暖同等级别的“全球性威胁”,可见腐败现象之世界性危害与普遍存在。他还指出：“腐败减少机会,造成普遍的不平等。腐败损害人权和良政,抑制经济增长,扭曲市场。腐败加剧环境问题,助长危险废物非法倾弃和动植物非法贸易。但腐败并不是什么巨大的非人力量,而是产生于人为的决定,往往受贪婪驱使。幸运的是,人们有办法反击腐败。”     

我们生活的世界

他著述颇丰,是美国法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少数几个法学家之一。改革开放以后,费斯曾访问中国,帮助多名中国学生留学耶鲁大学法学院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本文基于作者于2011年3月1日在天普大学毕斯里法学院Arlin&Neysa Adams宪法学讲坛的演讲成稿。感谢费斯教授授权本刊请黄正东博士将其翻译成中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