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注意义务产生的渊源--医师的注意义务系列研究(2)

医师注意义务的渊源既要考虑切实保护患者的利益，又要考虑将注意义务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医师注意义务的渊源应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具体操作规程，以及职务和业务上的习惯和常理、接受期约或委托所要求的注意义务。     

《民法典》视域下患者知情权保护与完善研究

随着近些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医疗事业不断发展与完善,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患者知情权也逐步得到人们重视。人们对医疗措施、医疗费用、医疗风险等方面知情权产生需求。虽然有较多法律对患者知情权做出相关规定,但是规定比较零散,导致患者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法典》实施后,不仅是内容之中弥补了患者知情权的欠缺,也推动了患者知情权从形式到实质的飞跃,进而推动医方与患者形成良好的互动沟通。通过明确患者知情权的告知主体,提高患者的了解途径,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等具体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患者知情权的保护。     

突发公共事件中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冲突、困境和对策

《个人信息保护法》针对敏感个人信息做了定义和列举,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理规则。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共利益优先的前提下,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如何进一步规范,如何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等权益不受侵害,则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落实知情同意规则,提高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等。     

药物临床试验中知情同意的法律问题分析

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保护受试者权益、安全、健康必须高于对科学和社会利益的考虑,必须对受试者权益给予充分保障。知情同意是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伦理要求之一,知情同意书是保护受试者权益的主要措施之一。本文对知情同意审查及获取的法律问题加以分析,倡导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充分尊重和保护受试者权益。     

藿苏养胃口服液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观察

目的评价藿苏养胃口服液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00例CAG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100例,对照组给予胃复春片治疗,治疗组给予藿苏养胃口服液治疗,每组疗程3个月,随访2周。治疗后观察两组中医临床综合疗效、单个症状疗效、胃镜下黏膜病变疗效、两组胃腺体萎缩疗效和胃黏膜肠上皮化生疗效,治疗前后分别观察两组的组织病理学积分及患者报告结局指标(patient reported outcome,PRO)量表积分。结果治疗组中医临床综合疗效、胃镜下黏膜病变疗效、胃腺体萎缩疗效和胃黏膜肠上皮化生疗效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在胃脘胀满、胃脘隐痛、嗳气、纳弱不振、胃中嘈杂、口干口苦、短气懒言及神疲乏力疗效方面,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在降低中医症状积分、病理组织学积分以及降低PRO量表的总分及其全身症状、反流、消化不良、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维度积分方面,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藿苏养胃口服液能明显改善CAG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效修复胃镜下黏膜病变,改善胃黏膜的病理组织病变,提高CAG患者的生活质量。     

求真务实为人民——记全国人大代表寸茂鸿

当选为人大代表不容易,当好人大代表更加不容易。来自云南省的基层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保山市腾冲县柏联和顺艾思奇纪念馆馆长的寸茂鸿牢记人大代表使命,始终坚持并做到对党忠诚勤履职,求真务实为人民,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尽力为民代好言、行好权、服好务。2014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胜利闭幕后,寸茂鸿即马不停蹄从北京返回腾冲,不辞辛劳,龙马精神地深入当地机关、厂矿、学校、农村,宣讲     

像余秀华那样做个“精神守望者”

<正>最近,农民诗人余秀华在网络上火了。余秀华是个先天性脑瘫患者,走路不稳、手发抖、说话口吃。然而,她这样"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她的人生,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和励志因子。自1998年写下第一首诗《印痕》,到目前为止,余秀华至少已写了2000多首诗,在诗签上耕耘了16年。如果说,她最初的诗歌创作,是为排遣脑瘫患者的苦闷孤独等情绪,还算自我疗伤的话,那坚持写诗16年,则是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坚守,让自己的灵魂拥有一个温暖的驿站。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人摇     

从闹剧到悲剧:可恨?可怜?可悲?

如果没有医患对立的社会背景,吴光禹醉酒殴打医生仅是治安事件,可能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如果吴光禹没有成为街谈巷议的对象,母亲司永珍也许不会选择跳楼。那么,悲剧究竟该归罪于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     

我国慈善捐赠人知情权保障探析

顾名思义,知情权是慈善捐赠人获取慈善活动信息的最基本途径,慈善捐赠人知情权也因此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基础。在《慈善法》全面落实背景下,主要通过三种方法来对慈善捐赠人的知情权进行保护,一是最基本的慈善信息公开制度;二是通过行政管理来加大对慈善信息的监管力度;三是依靠广泛的社会舆论监督。但是这些方法都相当笼统,当慈善捐赠人的知情权遭受侵害时,对于如何使其获取最快最有效的救济,则缺少了具体的规定。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在立法上,应当将作为慈善事业基础的慈善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完善;在监管上,需要增加监管方面的措施和方式;在救济的角度上,应当完善调解机制,加强保障诉讼机制。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慈善捐赠人知情权的概念、性质、内容和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分析在当前《慈善法》背景下我国慈善捐赠人知情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则结合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同样是在立法、监管、社会监督、救济渠道几个角度进行论述,针对前文分析得出的诸多不足提出具体的意见。希望能更加完善当前我国慈善捐赠人知情权的保障,为促进我国的慈善法制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默认规则——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第1分句

同意和默认同意构成《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默认规则是基于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等理由的默认同意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第1分句一方面推定信息主体同意信息处理者处理公开的个人信息,建构起基于知情同意的默认规则;另一方面赋予信息主体对默认规则的“明确”拒绝权,二者共同构筑了处理公开个人信息默认规则的完整架构。作为一种倾向性的默认规则,该分句是对信息主体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调和,也是在知情同意框架下通过助推的方式促成不同群体利益的调和;它在尊重个体自由与自主的前提下,通过规则设置突破基于知情同意的“个人控制”模式,拓展了信息处理者自主处理个人信息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