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与平民百姓

报载：某市一位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亲戚因为打官司的事，从外地来找他说情，多次求见均遭拒绝，这位亲戚骂他“六亲不认”。办案的同志说，只有这种“六亲不认”的干部，处理案子才不会徇私枉法。亲戚、朋友、同事和老乡之间，有些情理之中的事情相互帮助、照应是应该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间的亲情和友情。这位市领导不是不讲亲情、友情，而是深深懂得讲亲情、友情，更要讲原则。明     

寻求法理与情理的平衡

忙是职业，更是习惯。作为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法官，梁秀峰每年要办理几十起案子，更要接待上百名来访群众。法官是按照法律给出答案的人。对于每一起案件，梁秀峰都会努力给出圆满的答案，努力做一名出色的答卷人。     

党课教学语言应追求“真、情、趣”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说：“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的不同，就可能相差20倍。”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一堂党倮、一个专题，有的因语言生动、情理交融，使人深受感染和启迪；有的则困语言贫乏、平铺直叙，使人深感枯燥和乏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队伍素质的提高，党员干部对党课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美国法庭上的情理交融

今年,我在美国的 Arapaqhoe 法院旁听了一起刑事案件 (peopoe v Mabry,案卷号为04CR602),被告人 在送女儿的 15岁同学回家的路上,在左手驾车的同时,将右手伸进了坐在 副驾驶座位上的被害人的内裤。关于此案的陪审团审理情况, 我在《美国法庭上的陪审团》一文中进行过描述(见本刊第10 期),此案审理了4天。“法不外乎情理”,这是指立法内容而 言的,不过,我认为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程序上的细节更能 体现这一点。     

思想政治教育情理交融的学理阐释、现实困境及实践要求

情理交融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原则,也是其目标要求。从哲学层面来看,“情”与“理”是辩证统一的;从内涵来看,情理交融是思想的本质规定;从过程样态来看,情理交融表现为由情入理和以理育情。“情”“理”在现实中纠结不断、冲突不断,催生了“机械灌输”和“价值偏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以理为本,尊重理性的权威性;以情为准,观照人的完整性,有效地把握和运用情理交融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论人民法院司法行为的公正评价标准

法律实践中,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或评价人民法院司法行为是否公正?应当从法理和情理两个方面去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是否公正。     

论情理裁判的可普遍化证成

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情理裁判"时,学界往往只关注"情"这一个案表征,而忽略了"情理"本身的可普遍化诉求,以至将中国传统司法视为西方近现代形式法治的对极。事实上在情理裁判的展开过程中,可普遍化证成是一条构成性的司法原则。可普遍化证成为中国古典司法的现代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于可普遍化证成原则,情理考量能够以恰当的方式进入现代法律论辩的场域内。     

法律与情理:法治进程的情法矛盾与伦理选择

权大于法的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源自于情大于法的伦理信念。"情法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作为改革目标的专职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是"法大于情",必须以法律取代情理作为权力行使的最高准则,才能确保权力行使的法律垄断。但是,取缔了情理的外在约束,反而可能释放出更为专制的暴力和更为顽固的腐败。由于法律与情理的矛盾冲突始终没能得到大多数改革者和学术界的认真对待,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中国人自己一直坚守的那些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关于中国法治的研究和改革,应当"认真对待情理"。     

中国传统司法判例情理表达的方式——以《刑案汇览》中裁判依据的选取为视角

司法过程以案件事实与裁判依据的确定为核心。中国传统司法也不例外。《刑案汇览》所载案例,真实反映了当时司法裁判依据的选取过程,而这也是案件审理中最需解决的问题。面对不同的案件事实,司法官员往往面临着三种情况:有明确的律例、有含糊不确定的律例、律例无文。对此,司法官员采用比附、类比、解释、综合论证等各种司法方法,选取并确定最适合本案的裁判依据。而这一过程所依据的就是案件所涉的情理,以达到情法两平。这早已不是一个机械的、形式逻辑的简单思考过程,而是一个体现了实质正义要求、富有实质逻辑思考、同时也体现了形式逻辑综合性的推理过程。这一过程中司法方法的运用,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司法判例情理表达的方式。     

断不清的情理官司

房屋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有效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公有住房制度应运而生,即由各级房屋管理机关或者产权单位将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的房屋（统称“公有住房”）出租给具有本地户口的市民或者本单位职工．使这些人有了一个安稳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