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与“现实”——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完整世界中理解香港特区国安立法

"一国两制"本身包含了巨大的想象力,其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发展进程的清晰和准确判断。在"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中,在解决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中,都包含着对想象力和判断力的运用。如何想象"一国两制"的未来,如何对"一国两制"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如何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决定着"一国两制"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想象有不同的现实基础。这些不同的想象无疑会形成对话,形成竞争,甚至形成斗争,而这些对话、竞争和斗争无疑影响着香港和"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方向。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对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责任及其体系化证成

网络交易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在互联网经济浪潮下益发凸显出其重要性。虽然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通常不参与销售者或服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实体交易关系,但在特定情形下要求其对消费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符合对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的价值目标。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依据在于其对消费者的信息提供义务。而这一义务已经被新颁布的《电子商务法》第27条所确认,因此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因为"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而对消费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其非补充责任或替代责任,亦非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     

关于我国工伤救济请求权竞合的立法检讨与完善

工伤救济已发展成为社会化法律责任制度,但从本源上说仍是广义民事侵权的一种,因而工伤受害人的民事救济会涉及工伤保险待遇与人身损害赔偿两种请求权的竞合。我国目前相关法律存在立法空白,而国务院的个别工伤行政法规与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损赔偿司法解释却又存在矛盾与冲突,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法律依据,导致裁判结果不一致。对此应当通过完善工伤救济制度、区别对待的立法方式解决工伤救济请求权的竞合问题,以全面实现保障与救济工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

在"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交警查手机"等实践争议引导下,学者们借助基本权利限制的"保护范围—限制—限制的合宪性论证"的审查框架,推进了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但将通话记录排除出通信权的保护范围,并不能有效解决实践难题,且因为过早窄化保护范围而会影响基本权利的保护效果。诉诸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的方案亦难以成立。应认识到《宪法》第40条存在因制宪者预见不足而产生的宪法漏洞。如果将"检查通信"理解为"示例性规定",则《宪法》第40条容有对通信权限制的其他可能性。在"通信内容"和"非内容的通信信息"分层构造下,可以建立起既能回应生活事实和实践争议,又能落实宪法严格保护目标的教义学体系和审查框架。基本权利个论的研究,有助于反思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宽界定"或"窄界定",以及法律保留体系的普适性等基本权利总论问题。     

论一事不再罚的适用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法领域中的重要原则,也是行政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由于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事不再罚"原则较为笼统,导致其在行政处罚实践运用中存在诸多困难。借鉴理论界及实务界相关理论和经验,对一事不再罚进行小结。     

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合问题的分析与处理

我国相关法律对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发生竞合时何种权利优先的问题规定不够全面且笼统,只规定先设定动产抵押后再成立留置权时留置权优先。但两者竞合的情形多样,应根据两者设定的前后顺序、设定的原因等多方因素进行分析,才能正确确定两者的优先次序。     

微言

正@丁太升(独立导演):希望所有的脆弱都变得强大,希望所有的刻意都变得洒脱,希望所有的迷失都找到方向,希望所有的苍凉都温暖如初,这是新年的祝福,这是我能写下的最勇敢的文字。在这个悲伤的北方都城,每一个眼含热泪的赤子,最终都将收获幸福,就像童年的时候,曾经想象的那样,第二天醒来,房间里将洒满七彩的阳光。     

1912年孙中山青岛之行

1912年孙中山先生短暂的青岛之旅,原非一段复杂的史实,但由于资料的散佚匮乏,记忆模糊成了碎片,为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导致不同版本流传坊间。     

关于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竞合

医疗事故责任中的民事责任竞合问题,是由医疗事故引发的法律责任之一,其中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实践中一般追究医疗单位的侵权责任。但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这种做法将暴露出缺陷和不足。我国应在立法上承认请求权竞合的存在,允许受害人选择行使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一种请求权     

图像如何“想象”政治——1930年代的读图转向与中国经验

1930年代中国的读图转向,由于＂新中国＂母题的介入,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反视觉传统的图像启蒙实践。图像的＂政治想象＂,通过＂记忆＂和＂远景＂两种形态得以完成,有力参与了＂新中国＂形象建构。这一中国经验启示我们应为图像正名,并可构建图像政治学,使图像参与人民生活建构,参与人的思想建构,解决当下＂图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