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37: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从一座内陆城市一跃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舞台;从一座古老的军事要塞,一跃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指挥中枢。     

大后方重庆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随着国民政府迁抵重庆,大批外地同胞也涌入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战时的重庆,除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其生活方式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变迁。"下江人"影响下的饮食习俗的变化战时重庆,"下江人"是对     

延安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

延安，曾是一个被赋予了很多色彩和使命的名字。这个曾为人所敬仰不远万里投奔而又为某些人所仇视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方，究竟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延安，有它的伟大崇高，也有它的“柴米油盐”。     

金门钢刀（外五篇）

谁会意料得到,战时留下的遗物却成为生活锋利的刀刃,造就了生活的品牌。这是一道奇特的现象,足以引起历史的思考。隔着一道不长的海峡,过往的那一场延续几十年的炮火,早已不见了硝烟;但被炮火映红的土地,遗下的炮弹却成为特殊的遗存。这一遗存由于其数量的庞大,足够历史慢慢耗费。但历史是过往的残留,过往的追溯。而现实是具体的,具体到每一粒高粱的去处,每一发炮弹的用途,这就叫战争为和平服务,战争为生活而磨刀霍霍，而竭尽全力。这一历史的转换，对于炮弹来说，也是时代的转换，现实有机的转换。战争带来的土地的皱纹已被时间抹平。我们现在可以静下心来，重新评估一切，评估那一场血与火的对峙，评估那不时掠过上空的那隆隆的巨响，但更切合实际的是：评估现存的一切，评估战时可充分利用的一切。当我们将旅游购买的这一用品带回大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战时遗物的回收。当然，从金门那边发出的炮弹也在大陆上留下深深的伤痕，但时间照样可以抹去这一切，在共同的血缘面前，有什么不可抹去？     

资讯

正9月11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三批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会议要求各区县(自治县)、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努力做好中央国家机关人防工作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国家机关人防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军事斗争人防准备工作为牵引，科学筹划，开拓创新，狠抓落实，在发展方式、发展结构、发展规模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保障战时和平时中央国家机关的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费正清在战时首都重庆

正费正清(英文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胡龙镇,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被称为"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对中国一往情深,1932年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曾五度来华。而抗战时期他在战时首都重庆15个月的工作、生活,以及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的交往经历,更成为他长     

1930年代留日学人与战时日本研究

为了打消国人的恐日症状,居住在上海的几位爱国人士,面对重压,编写了《战时日本》一书,对比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传播抗日必胜的信念。宋斐如自日本求学归来,根据大量统计资料,致力于分析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认为其从进口原材料至出口制成品都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面对凶恶的侵略者,潘昂千著《战时日本之外交》,指出日本疯狂侵略中国,在国际社会愈加孤立。随着全面抗战的升级,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传播持久抗战的想法。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中,他分析了日本人的性格,指出其性格上的内在矛盾,预示了其最终走向灭亡的结局。这些关于战时日本研究的书籍坚持抗日必胜论,鼓舞国人拿起武器,抵抗日本侵略,为国家独立与自由而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续完)

本刊2012年第3期刊载了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鲍里斯·布鲁兹库斯(Boris D.Brutzkus)的《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上卷1—6章,2013年第1期刊出该书上卷第7—10章及下卷第1—2章,2014年第1期刊出了下卷第3章1—3节。本期刊出该书下卷第3章第4—6节及第四章。至此,全书连载完毕。鲍里斯·布鲁兹库斯,1874年10月生于立陶宛,1908年在彼得堡农学院任教,1918年任彼得堡农业研究所教授,作为俄罗斯一流的农业问题权威,1922年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省农业计划委员会主席。还在苏俄处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1920年,他不断发表演讲批评苏俄的共产主义试验。1921年底将演讲内容整理成文,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为题,在俄国技术协会第十一部(工业经济部)创办的《经济学家》杂志上连载。杂志的立场和观点受到列宁、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激烈指责,杂志被查封,布鲁兹库斯和杂志编辑部其他大部分成员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布鲁兹库斯被驱逐后去了德国,任柏林俄语学院教授。他和一些被驱逐的俄国学者一道创办了"俄罗斯科学研究所",继续从事苏维埃俄国经济问题研究。德国纳粹上台后,"俄罗斯科学研究所"宣告解散,布鲁兹库斯谢绝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邀请,前往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任教。大战爆发前患肺癌去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布鲁兹库斯的《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第一次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亲身体验系统地批评了计划经济体制,论证了市场经济必然性与合理性。冯·哈耶克把布鲁兹库斯与冯·米瑟斯和马克斯·韦伯并列为20世纪早期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核心问题的开拓者,认为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显示了非凡的预见。种种原因,中文读者对布鲁兹库斯了解甚少。本刊1997年第1期发表的俄罗斯经济史专家列·希罗格罗德的文章《论布鲁兹库斯及其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中央编译局张文成教授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上的文章《计划经济体制命运的预言者?——布鲁兹库斯及其〈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可能是对布鲁兹库斯作系统介绍的仅有的两篇中文文献。刊发《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望能有助于学界对这位思想家的研究。本译文根据George RoutledgeSons,Ltd.1935年版译出。     

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续)

正第三章五年计划下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①第一节苏维埃经济彻底社会主义化的历程起初,国外并没有把五年计划当回事,仅将其当作一种宣传,意在激励人们工作。这种怀疑论走得太远了;当计划的内容在苏维埃俄国大多得以落实时,怀疑让位于震惊,在某些圈子里,及至痴迷。然而,彻底的怀疑与过度的痴迷一样,都是非理性的。但是,怀疑论者有一点是对的:一眼就能看出,计划的巨额投资并没有带来一般生活水准的同步改善。同时,不要忘记,掌控所有资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