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规则化

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的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改革中,普遍采用了"制定实施细则"、"规则细化"这类用详尽的规则将裁量权具体化、细节化的方式,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细致入微、不留余地的程度。尽管规则细化具有良好的出发点和切实的效力,但过度使用仍然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从根本上说,促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良好行使不能单纯依靠规则,在考虑多方面因素和措施的基础上形成控制裁量权的综合体系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辩证看待外贸顺差结构性调整出口退税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外汇短缺 ,为此国家实施“创汇战略” ,实行出口退税。近年来 ,我国已由当初的外汇短缺国家变成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 ,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外贸环境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 ,长期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负效应日益凸显 ,所以应该辩证地看待外贸顺差 ,进一步加强出口退税的结构性调整。     

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

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从宏观角度制定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抗制犯罪的战略决策。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轻缓型的刑事政策逐渐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刑事政策所取代,“严打”政策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一种具体刑事政策,我国的“严打”政策应具有目的性、综合性、针对性、层次性等特征。     

反腐新词

2014年,中央巡视工作持续发力,公布的反馈意见措辞犀利,直击病灶,山头主义、能人腐败、一家两制等许多反腐新词密集进入公众视野。透过这些词语,我们不难看到腐败现象的趋势和表现,这就为下一步深化反腐找准了穴位、树起了靶子。山头主义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格,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建议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有针对性地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中央第六巡视组向河北省反馈巡视情况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正当性:基于债权人保护功能的法经济学分析

我国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额,废除法定的验资程序,采用完全认缴规则,工商登记不记载实缴出资等。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是降低公司设立成本,改善营商环境,但引发了关于债权人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对于2013改革前后债权人保护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2013改革引入了债权人保护机制的新范式,而且比改革前的公司资本制度可能更为有效。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法律改革理论的角度看,2013改革在债权人保护方面提供了法律净收益,在方向和内容上具有正当性,符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总体改革精神,但改革过程付出变法成本,特别是由于一些争议问题而导致的间接变法成本,建议及时处理这些问题,以后公司法改革应提供成本收益分析的评估报告。     

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

我国《公司法》对选择法定资本制是有着我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愈发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公司发展的阻碍,因此需要对我国公司法定资本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是一国公司法规制的主要内容,而公司资本制度则是公司法律制度中的核心的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积极促进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一方面需要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建设,另一方面要对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国际接轨,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     

论公司债权人对未出资股东及利害关系人的求偿权

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未出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在公司法改采认缴资本制后,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这种求偿权只有当公司已经丧失偿付能力且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才得以触发。它的实现有赖于公司债权人拥有知情权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是法定保证责任,司法解释将其设定为一次性责任存在着疏漏;未出资股东的利害关系人承担的则是以资本充实责任为基础的连带责任,此种责任在我国立法上既失之过窄,又失之过严。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请求权具有比较优势,待时机成熟应将其上升为公司法层面的制度。     

论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债务的清偿

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根本目的在于确定二者的清偿规则,现行立法在此问题上显有缺漏。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债务的清偿规则既要兼顾交易安全与婚姻安全,也要符合夫妻甘苦与共的伦理期许。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并不等同于共同财产债务与个人财产债务,夫妻共同债务也并非连带债务。夫妻共同财产既要为夫妻共同债务负责,在特定条件下也要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负责。夫妻的个人财产既要为个人债务负责,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为夫妻共同债务负责。在夫妻共同债务以个人财产清偿,或个人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的情形,产生相应的补偿请求权。共同财产制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清偿规则较共同财产制结束后应有所不同。     

一体与独立之争论及检察一体制论证

检察一体化还是检察官独立的争论,不仅是一个久远的重大检察基础理论课题,而且是一个事关检察改革的紧迫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检察权属性与地位的争论,而且也关系到检察权运用方式改革与完善。它不仅涉及到检察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方面的内容,而且还涉及刑事诉讼法直至宪法层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及其背后的理念和制度的探索,论证检察一体制的合宪性、合理性,主张检察一体制。     

官僚制弊病的根源性分析

现代理性的官僚制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官僚制。这种官僚制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入应用，现实中的官僚制正在蜕化，官僚制弊病不断出现。官僚制弊病的产生根源于官僚制自身的缺陷，根除官僚制弊病，需要官僚制理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