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载体的基层民主实践得以长足发展,并在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囿于诸多原因,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良性机制的构建仍处于瓶颈状态。探讨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并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无疑是当前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正>去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和环境。这说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会触及到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会引发一些利益矛盾和冲突,因而要深入探讨和努力构建化解这些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机制。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发的利益冲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更直接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切身福祉与公平正义,关系到亿万城镇     

群体性事件心理学分析——以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群体性事件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界研究的难点.了解群体的心理是正确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前提,文章以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为例,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此类事件,以期为更妥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可行办法.     

《中国式的城管》专题报道之三 北京城管印象

七年后再起波澜 2006年北京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李志强事件，2008年魏文华拍摄天门市城管暴力执法被殴致死事件……今年以来，延安城管双脚跳踩男子头部、“城管打死瓜农”等事件，更是让城管处于公众舆论“一边倒”声讨的尴尬中。     

兴化市政协持续建言交通治理

<正>"感谢政协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政府工作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将切实采取措施予以整改。"这是兴化市政府主要领导在市政协报送的有关整治城区交通秩序社情民意信息上作出的批示。一个时期以来,兴化市城区交通秩序混乱,尤其是电动三轮车非法载客营运,乱停乱载,群众反映强烈。市政协以     

东亚经济因素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随着外部冲击而频繁地波动,且波动幅度不断扩大。相较与欧美,我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存在更大程度的相互影响,如贸易资本流动、旅游甚至政策等方面。东亚经济冲击对我国经济影响的传递机制主要表现在贸易传递、金融传递和汇率传递三种渠道上。实证分析发现,东亚贸易竞争效应、劳动力成本因素成为强化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贸易传递的最主要环节,而东亚汇率特点下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可以使我国从汇率传递角度缓解经济波动,金融渠道影响则是有限的。     

信访制度的中层设计

既然80%以上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那么中层政府就要考虑一种"基层解决,中层终结"的民冤表达和处理机制上访是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过程,既传递着传统的"鸣冤"情结,又呼应着现代的"诉权"心理。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需要提供某种民情上达的通道,否则,它就难以运转下去。民情中的民冤指的是民众根据某种标准(一般是统治集团提供的意识形态和治理规     

我国公共决策法制化改革动力机制研究

公共决策的本质、经济和社会发展均要求公共决策要实现法制化。实现公共决策法制化是保证公共决策实现其决策目标的根本保障。由于公共决策主体的私利、权力缺乏制衡、缺乏问责制度等因素制约着公共决策法制化目标的实现。公共决策法制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利益与观念共同构成了分析公共决策法制化改革动力机制的两个维度。将两种分析视角结合起来阐释我国公共决策法制化变革的动力机制是很有意义的。制度变迁、执政党观念的改变和制度创新、外部环境压力、权力制衡和监督等都推动着公共决策法制化的进程。政府主导的力量、外部压力、权力制衡和监督的力量、内部法制化力量共同构成公共决策法制化的动力机制。     

中国股指期货市场有效性研究：2010—2013

本文根据2010—2013年的股指期货价格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和方差比检验两种方法对我国股指期货市场进行有效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沪深300股指期货日收盘价格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市场。本文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提高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性。     

环保考核应做到“谁栽树谁乘凉”

<正>严重的雾霾天气,让大家对环境污染的拷问日益增多。来自外媒的报道指出,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一个地方的环保投资占当地GDP的比例每升高0.36%,当地书记的升迁机会便会下降8.5%。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只有没有野心的官员才会关注环境,而有野心的官员则会通过修建新路和基础设施来提升经济。从这一颇具滑稽意味的数据不难看出,对环境保护问题感同身受的公众,他们的意见建议并没有成功影响到官员的职务晋升。换句话说,现有激励惩戒机制并没有产生驱使官员致力于环保工作的应有效果。在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