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应在制度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制定社区矫正法

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出台，对协调社区矫正试行工作、健全制度与机构、缓和立法缺位的尴尬有所助益。但我国社区矫正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仍需加大探索力度，目前，可构建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的一体化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刑罚执行权，对罪犯实施必要的监管。社会团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实现对罪犯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帮扶。长远而言，应在制度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制定社区矫正法。     

论大部委内部权力监督

大部委改革的原则在于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离。大部委内部权力监督,在结构与范围上涵盖了对决策权、执行权、反馈权的监督,而在环节与内容上则涵盖了对权力分配、权力过程和权力结果的监督。厘清大部委内部权力监督的结构与范围、环节与内容,从中分析问题、阐明其对策,既是对大部委改革五年以来内部实施权力监督的一种反思,也是落实党的十八大、推进行政改革、防止权力腐败的一种新的认知。     

试论行政执行诉讼——以非诉执行困境为视角

行政强制执行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保障措施,无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任何生效的行政决定都将成为一纸空文.这就使得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成为我国行政法学上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其弊端已日渐显现.在愈加强调法治的今天,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面临着诸多理论和实践的困境.而这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既不科学,也不合理,使法院日益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因此,本文从我国行政非诉讼执行现状出发,结合行政执行诉讼的相关概念,对执行诉讼进行构想,进而探讨如何掌握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或无效以及具体操作问题,并对执行实施权的归属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民事执行权监督的再思考——以B市某基层法院民事执行工作为参考

近年来,法院执行部门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犯罪层出不穷,违法执行行为屡见不鲜,同时民事执行中的“执行难”、“执行乱”现象越发突出,极大的损害了法律权威及司法公信力.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到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之中,但司法实践中要想把权力彻底限制在牢笼之中,还需要正本清源,流于形式化的检察监督必须重新审视并加强,同时,法院内部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以及当事人监督都应该得以落实.     

顺位亦或错位——法院能否享有财产刑执行权

在刑事诉讼中,法院既拥有对案件的裁判权,又享有部分刑罚的执行权,众所周知,裁量权与执行权二者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以中立、超然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法院能否兼具这两种权力呢?本文从法院的职权性质、职责入手结合司法实践,对法院能否享有财产刑执行权进行分析。     

民事执行问题研究

一、民事执行权的性质世界各国法律对行使民事执行权的主体规定不同,但民事案件实行“审执分离”是共同的。从世界几个有代表性国家民事执行制度可以看出:执行主体为法院的一元制国家,如法国,执达员是设在法院的公务员,不是法官;执行机关与法院截然分离的二元制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民事执行由与法院毫不相干的行政长官实施;由法院和执行官共同行使执行权的混合制国家,如德国、日本,法院和执行官相互配合、相互协助,部分民事案件由非法官的执行官执行。民事执行权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或者兼有两种性质,各国对此的认识差异大,理论上分…     

论刑事执行权的性质及理性配置

刑事执行权不属于司法权，它从刑事司法权中直接脱胎而来，通过自身要素的不断整合，表现出鲜明的行政权特征，但又不是一般的行政权，而是刑事行政权。刑事执行权的合理配置应当符合其自身性质和特征，遵循其内在的运行规律，使之通过调整和优化组合，最大程度地实现刑事执行的目的。这就要求改变目前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分散的混乱状况，促使刑事执行权的运行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民事执行权的分权行使及制约

民事执行权是指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为实现当事人的债权，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权力。其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属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国家公权力。近代以来的分权理论认为，没有监督制约的国家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建立分权的体制，权力之间相互制衡，是最有效的监督制约方式。因此，对执行权进行合理配置，将传统的执行权分解为实施权和裁判权并分权行使，目的是建立一个监督制约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在目前的国有企业中 ,存在着运作不规范 ,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单一、监督不到位等情况。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就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规范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职责 ,完善企业领导者的聘任制度     

试论公司经理与董事会关系——关于业务执行权和代表权

公司运作实践中,经理和董事会关系有了新发展:经理的职权往往有扩大甚至滥用的趋势。而公司经理取得具体的业务执行权是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安全性,快捷性的客观需要,且受到相关理论的支持。法律亟待作出新的调整,这就是:赋予公司经理业务执行权和代表权,同时在公司治理中进行制衡,并完善相关立法。鉴于此,结合我国公司发展历史背景,我国公司经理职权法定化有值得肯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