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西“扩权”引发埃及宪政危机

2012年11月22日，埃及总统穆尔西发布了一项新宪法声明，虽然时机选在平静的晚上，但该声明的“揽权”意图却迅速搅动了本已四分五裂的埃及政坛。     

中心镇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工具选择与创新——以浙江省为例

政策工具选择是制度选择的过程,政策工具本身就意味着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政策工具的选择不仅受到公共服务类型的影响,而且还受行动者之间制度安排的影响。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中心镇倾向于使用比较单一的强制性工具,而且强镇扩权的制度安排强化了这种政策工具的使用。推进和完善强镇扩权改革,特别是调动县政府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中心镇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工具选择的多元化。     

关于“扩权强县”情况的调查

继2007年7月在首批27个县（市）开展“扩权强县”试点之后，今年3月，我省决定再增加32个试点县（市）。“扩权强县”，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西部省(区)强县扩权、“省直管县”研究

西部省(区)可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政府职能转变,在中央及地方的广泛支持,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网络技术的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强县扩权、省直管县的改革,但需注意增强管理能力、旧体制惯性的影响及处理有关法律问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体现的立法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体现的立法原则和精神,既突出强调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又注重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相平衡的原则;它既扩张了警察权力,又对警察权的运行作了严格规范,控制了警察权,体现了保障警察有效履行职责与规范警察权力行使相统一的原则;它还体现了实体和程序并重,针对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宽严相济,刚柔并举,归根到底要求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要“执法为民”。     

地方政府利益调整的角色重构与制度创新——从“市管县”体制到以分权为特征的“扩权强县”改革

"扩权强县"改革在实现了市县双重解放之后,引发了利益调整与角色重构等多方面的深层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跳出"扩权"思维,建立"分权"基础,在政治、经济、管理、行政、伦理、法律层面上界定改革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制定战略目标、加强政治意愿和协作、强化问责制度、确保地方财源、合理分配事务性项目、确保因地制宜等措施促进改革的成功。     

“扩权强镇”改革的绩效研究——基于对绍兴市28个中心镇的实证调查

以浙江省绍兴市为研究对象,在回顾绍兴市扩权强镇改革历程基础上,采用"4E"方法对改革的绩效进行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等维度的评估。总体而言,这次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提高镇政府工作效率方面;但改善民生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还有待完善。在扩权强镇改革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应重视促进乡镇产业集聚,增加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改善民生;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增强乡镇政府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行政性分权向法治性分权的转变,实现权责利统一;加快乡镇职能转变,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绍兴市的扩权强镇改革具有推广意义,可供其他地区未来的改革发展作参考。     

“扩权强县”体制改革刍议

"扩权强县"是当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议题。在将这项基于某些地方经验而形成体制改革推向全国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地方政府层级结构体制只是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之一;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低与层级结构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缩减地市级政府管理权限与减少腐败之间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并不意味着县政府所在县城以及部分集镇同样落后;各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决定了适用于一地的管理体制很可能并不适用于他地。为促进该项体制改革,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即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最大限度地做到增量改革,缓解改革阻力;条件成熟时进行更大范围的改革;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增强县域社会的自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