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梅与父亲的三次抗争

王其梅从1933年从事学运和兵运工作;1936年至1948年转战豫东、豫西、豫南等地,开辟根据地;1949年任二野十八军五十三师政委,渡江作战;后进军西藏,任西藏军区副政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在其革命历程中,王其梅就人生道路的选择与自己的父亲有过三次大的抗争。他违父所愿     

抗战文化发展述论

文化是政治与经济的产物,抗战文化即是抗日战争时代的产物。抗战文化在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上海得到实现、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高涨,并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先后形成了以“孤岛”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抗战文化,出现了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抗战文化中心和以延安为代表的边区抗战文化中心,构成了抗战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叙事模式下的清帝《逊位诏书》研究及其启示

一 长期以来,主导我们对清帝《逊位诏书》以至整个辛亥革命史理解的多是一种革命叙事。无论是对于清帝《逊位诏书》研究还是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人们常常将其放置于一个内部反抗晚清政府、外部抗争列强入侵的革命史背景中去论述和审视,这种认识大抵不错,但就整体而言还是显得过于单薄和简约,     

维权抗争中的妥协理性

当前中国的维权抗争,是一种基于具体利益追求和利益表达而引起的利益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不具有对抗现行体制的政治内涵,这样的利益冲突是适宜用妥协方式解决的。对维权抗争的考察,需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实现,在维权抗争这一特定场景中,需要冲突双方以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不断的协商实现互谅互让,达成妥协。妥协是维权抗争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我们应该重视这种理性的培育。     

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

当前,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使得许多农民陷入环境抗争之中。由于农民群体的特性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产生了困境。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政府由于治理能力缺陷以及利益因素的困扰,并没有扮演好保护环境、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职责,使得农民的环境抗争由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向体制外的方式,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对象也由污染企业转向地方政府,导致治理危机在一些地方出现。解决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打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中立地去解决环境问题。     

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基于环境抗争的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作为西方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民的环境集体行动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需要进行系统清理.基于中国经验,我们认为,“依法治国”话语的强化、媒体的逐渐开放、分化的行政体系是诱发中国农村的集体抗争行动的重要因素.“法治”话语的不断强化为农民的“依法抗争”提供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媒体的逐步开放,促发了信息的自由流通,为抗争者提供了更多的可动员资源以及机会;由于分化的行政体系会降低农民抗争的风险性,促发农民的持续抗争,并为抗争精英的关系运作提供可能的机会,也会为农民集体抗争创造一定的机会空间.     

环境正义缺失之影响与突破——W市居民反垃圾焚烧事件的个案研究

利用W市反垃圾焚烧事件调查资料,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博弈,考察环境正义对村民态度及行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明显不公正行为,居民的环境知情权和公众参与权被剥夺;环境不正义是村民不懈抗争的最终原因;村民抗争行动会促使地方政府完善既定政策.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既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政治学的发展概念。抗争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发展,它既发展了社会理论,也创新了政治发展理论尤其是民主转型理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分析,并把其放入民主转型理论的范式转换中来思考抗争政治的含义、特点和过程,有利于深入地研究和解读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的相关问题,应该说,抗争政治提供了民主转型的新视角,虽然抗争本身不能直接带来民主转型,但它的出现对于改变人们的政治认同、培育积极的公民意识和构建公民社会,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抗争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联性在于：在民主国家,抗争政治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民主转型的催化剂;抗争政治的三种结果,即被镇压、制度化和民主转型的实现。     

风险建构、机会结构与科技风险型邻避抗争的逻辑——以青岛H小区基站抗争事件为例

在科技工业设施选址建设过程中,对科技风险的忧虑引发了公众的邻避抗争.由于风险的未来指向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对科技风险的界定和评估成为邻避冲突中的关键问题.基于风险的建构性属性,"风险建构"是公众抗争的起点与重要行动,而这又受到抗争"机会结构"的影响.对青岛市H小区基站抗争案例的考察发现,抗争过程包括"动员""投诉"与"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