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与抗争——九十年代文学的两个对抗性特征

商品大潮的席卷宣告了消费时代的到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也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一环。消费时代是媚俗的时代，处于这样的环境中的文学不可避免地染上媚俗的顽疾。抗争成为抵制这种顽疾的唯一方法，虽然它并不能治愈这种顽疾。媚俗与抗争成为九十年代的两个对抗性特征，文学只能在二者的对抗中发展。     

中国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治理是作为过程和结构的双重治理,这体现为在社会抗争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过程中,社会抗争治理形成为何治理、何以治理、以何治理和治理如何的治理结构。这是基于作为底层社会利益博弈的社会抗争的结构、正面和负面功能、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而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通过建构以制度化治理为理念,以政党领导、国家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治理主体格局、以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为治理内容的治理机制,实现社会抗争治理的抗争有序化和抗争有益化效果。     

与沙漠抗争的人

刘玉山，1961年7月出生于赤峰市宁城县，1984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林学系，先后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干部学校、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赤峰市林业治沙管理站从事教学、科研和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现任赤峰市林业治沙管理站站长、高级工程师。     

袁世凯抚鲁期间对德国殖民者的抗争与妥协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之际,正是德国殖民者在山东大肆扩张之时。为限制德国的殖民侵略,袁世凯在不突破条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系列理性抗争,有效地缓解了彼此的冲突,较好地维护了民族利益。然而,由于中德条约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所以袁世凯在条约体系内的抗争必然带有很大的妥协性。     

杨宝会：与病魔抗争,和时间赛跑

用乐观诞生力量,用行动升华灵魂,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病魔,参与工作,拓展生命的宽度和长度,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是身患重病的北镇市纪检委一名普通党员干部杨宝会的人生境界。     

与党内“左”倾错误拼死抗争的何孟雄

1929年冬至1935年春，在我党历史上，出现了两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情况下，谁要挺身而出，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左”倾错误，不仅需要高度的理论水平，更需要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因为他要冒着被党内误解为敌人的代言人，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而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杀头的极大危险。何孟雄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民族角度看中国国防历史的阶段性特征

众所周知,有了国家就开始有了国防。从民族角度看我国国防史,悠久的中国国防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国防史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近代国防史是一部民族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而现当代国防史则是一部民族振兴史。     

我们怎样去抗争

2003年12月5日晚，中国广州中国大酒店，第三届中国律师论坛会场。在中国大酒店可正常容纳180人的钻石厅，由《南方周末》和《中国律师》共同举办《律师法制与法治中国》的分会场论坛。论坛邀     

对悲剧性命运的超越--勇气与希望的美学意义

对自由、理想、完美、永恒的渴求，是人类存在的根本，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为之奋斗不息，这一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渴求，似乎离人越来越远。面对人的悲剧命运的被动存在，是勇气和希望给了人以超越的精神。艺术总是时时不忘将勇气和希望带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把人类的所有渴求都展现在了它的世界里。     

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的产生及其逻辑——对一次街区集体抗争事件的实证分析

现有研究认为,虽然在单位制时期的街区经常看到的是强势的国家和原子化的居民,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基层社会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维权性集体抗争的兴起.以发生J市的一次"垃圾压缩站"事件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的逻辑一是通过媒体声援将特定的地方性问题变成公共话语;二是运用说服性沟通策略使抗争行动合法化;三是建构共识性危机使潜在动员者变成实际参与者.最后将街区集体抗争与乡村集体抗争作了简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