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扶贫抗争”与农村反哺资源的分配治理——基于秦巴山区T镇的田野研究

资源反哺背景下，扶贫资源的输入对农村基层治理既是有利条件又是新的挑战。农村社会在获得扶贫资源、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分配的新问题。从秦巴山区T镇扶贫实践过程来看，扶贫抗争已经成为当前农民抗争的重要形式。与传统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相比，扶贫抗争在动因上大多起因于相对不受益，在方式上具有低烈度不满的特征，在形态上表现为弥散性氛围。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而言，需要完善农村社会的分配治理机制，做好资源反哺的“期待控制”、协调多重面向的“分配正义”、强化基层治理的“主动回应”，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村分配治理能力，完善“资源反哺—资源分配—农民满意—治理有效”的逻辑链条。     

乡村文化网络、权力消解与乡村治理——基于农村两工制度底层实践的调查

农村税费改革前,两工制度是为解决后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而创制。这种计划式、指令性的劳动力利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催生的农民自由和权利相违背。农民选择"弱者的武器"消极怠工,以农村人情活动来消解村干部的监管权力。农民在面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制度时会选择依靠传统文化网络,自下而上地来消解村干部权力,其行动逻辑是道义与理性的结合,以低成本实现对制度的抗争。     

“过渡型”邻避冲突的演进逻辑与化解思路——基于权利抗争的视角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避冲突在我国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都非传统意义上的邻避冲突,而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特征。因此,将邻避冲突划分为“传统型”与“过渡型”,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权利问题是邻避冲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冲突中的行为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和民众双方。因此,对邻避冲突中权利问题的分析可以在政府权力控制与民众权利抗争二者关系的框架下,以“过渡型”邻避冲突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解决全过程,从四个环节进行分析梳理,并通过政府对民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权利的维护,为此类冲突事件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环境污染、集体抗争与行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长三角地区环境污染引发的集体抗争事件说明,任何一种抗争事件的发生不仅包含内在机理：道义先占、利益影响、行动联盟和政治机会结构,还包括行动机制：触发机制、动员机制、扩散机制和回应机制。抗争事件将政府卷入其中,考验政府预防和化解此类事件的能力。政府可以从事件发生的基础性机理和情境性机制的不同环节人手,建构一套治理集体抗争事件的完整有效的框架模式。     

“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

“媒介化抗争”是抗争者通过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主动吸引传媒关注进而推动利益诉求获得解决的一种抗争方式,它与其他形式的抗争行动存在差别,是抗争者经过计算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其成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非制度抗争方式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破解非制度性维权的困境须将公民的权益诉求引向制度框架之内,并进行相应的结构性变革.     

燕园印象：民主·科学·法治

精神的魅力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这是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在《永远的校园》中有关北大的一段经典抒怀，经常被人引用和传诵。     

后发展视阈下的社会管理——抗争政治与国家构建的视角

战后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政治转型给后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后发展国家普遍面临着"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围绕这一双重困境展开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冲突,形成了各自国家独特的抗争政治、社会联盟、(政党建设)国家构建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道路。面对抗争政治,成功实现由社会联盟到国家构建的国家获得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失败的国家则陷入了经济落后、国家政权崩溃和社会失序的境地。研究和探讨后发展视阈下的抗争政治,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抗争政治到(党的建设)国家构建的演变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锦州抗战与沦陷始末

这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后,为避免辽宁全境沦陷,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集团做出过一番努力,重要标志就是在锦州设立东北军政行署和加强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地区的防卫。其间,发生了日机轰炸锦州、痛歼汉奸武装、"锦州中立区"外交努力破产等事件,最终于1932年1月在日军大举进攻下,在辽西铁路沿线和锦州外围激烈交战后,东北军被迫撤入关内。锦州抗战展现出辽宁爱国军民对日本侵略的不屈不挠抗争精神,在中国十四年抗战史上谱写了悲壮的篇章。     

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蒂利理论的演进脉络

全面理解蒂利的理论,应该结合他一生关注的三大问题,即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蒂利认为,战争导致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欧洲各地强制和资本发育状况的差异造就了三种迥然有别的国家形成轨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蒂利在研究政治抗争时,均强调宏观背景的影响。此后,他提出了抗争政治理论。蒂利晚年将民主纳入到抗争政治的研究框架之中,提出民主是大众政治抗争的意外结晶。在思考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时,就暗含了他对民主起源的思考。在研究这三大问题的过程中,其关注视野又从重视宏观历史转向了强调微观机制。究其原因,这与美国社会科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