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危险的法外生成——以当代中国的藉尸抗争事例为中心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藉尸抗争的事例在中国社会中时有发生,并且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事件的类型学"。它们不仅有着利用尸体作为抗争武器的共同行为特征,而且还经常都呈现出法外收场的类似事件结局。藉尸抗争的行为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抗争手段,主要是因为通过多种中间机制/观念而相互缠绕形成的复合性"危险",实际赋予了藉尸抗争行为以某种制定法之外的"正当性"。对于法治框架而言,此类行为的不时发生,意味着其被潜在侵蚀乃至正面冲击的危险。若要消弭这种危险性,必须切实阻断藉尸抗争行为之"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循环生产机制。究其实质而言,对藉尸抗争行为的处理,也是对当代中国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加强国家权力的一种考验。     

从关汉卿笔下的女性形象看其对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女性文化在千百年来,对妇女有着深刻的影响。关汉卿的杂剧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关注现实,关注女性。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中,绝大多数都是个性迥异而又个性鲜明的青年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向往幸福,追求幸福,渴望自身的人格尊严。关笔下的女子,与中国的传统女性文化形成了对比,并通过对这些女子的赞美,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作出了不屈的抗争。     

“多众”与“帝国”的抗争——21世纪共产主义者的宣言

《帝国》指出"帝国"作为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已经替代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秩序的存在方式,帝国主义已经过去了。帝国的基本特征是没有边境,它的规则是没有限定的,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在其开放的和扩展的边境中,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治。生命政治的生产是帝国形成的基础,同时在其内部又不断地培育出帝国的掘墓人——多众。然而,在与帝国的抗争过程中,左派保卫地方性来反抗全球化的观点是具有危害性的,同时通过横向的国家联合或者炸开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的战术也是不可取的。多众的革命的本性是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只有以"多众"为反制性力量,纵向跃起直击帝国的心脏,共产主义者的斗士方能赢得不可抑制的轻松和快乐。     

蒋介石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矛盾与抗争

战后美国为了保持其在台湾及整个亚洲的利益,适应冷战的需要,阴谋策划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炮制出一个又一个分离台湾的阴谋:鼓吹台湾自治、策划联合国托管、制造两个中国等。蒋介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与美国分离台湾的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抗争,他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反对“划峡而治”,对“台独”势力无情打击,这些举措都值得加以肯定。     

伊朗:在抗争中寻求外交突破

伊朗曾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伊关系迅速交恶。美国视伊朗为“无赖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邪恶轴心国家，伊朗也同样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和“大恶魔”。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伊朗核问题突显后，美对伊朗政策日趋强硬，不仅扩大了对伊制裁范围，还以武力相威胁。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压，伊朗在抗争中寻求外交突破。     

村庄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赣南南村的个案调查

田野调查经验表明,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与村庄生活经验存在一定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下,乡村企业与农民之间才不断产生环境污染纠纷。在具体环境污染纠纷中,国家环保技术标准构成一种技术权力,表现为地方政府借技术性权威消解农民对污染的认知,以及通过技术手段屏蔽环境污染信息以排斥农民参与乡村企业的排污监管,进而为协调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提供回旋空间。地方政府与乡村企业以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技术话语作为与农民协调的正当理由,并促使农民接受地方政府协调乡村企业做出的污染补偿。而经历过数次环境抗争的失败后,以及在强大的技术话语面前,农民逐步认识到地方政府不可能解决村庄环境污染问题,于是陷入了“补偿陷阱”。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关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环境抗争和环境运动方面展开;国内学者主要围绕事件的定义、类型、原因、对策以及博弈分析进行.以往的相关研究虽然为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分析此类事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存在可以弥补和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深化.     

西吉的女人和娃娃

西吉的女人和娃娃生活的贫穷而封闭，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更无缘体味高品味的生活。她们一生一世所生存的环境，便是在连绵起伏的群山包围中过着差不多是封闭的日子。但在她们的身上，却流露着顽强、达观和与命运抗争的韧性美。     

雷闯：不如去雷，不如去闯

Who＇s he？ 雷闻，上海交大研究生。过去5年，他的身份与意义远不仅于此。媒体圈一般叫他“乙肝斗士”。雷闯说，这一切的开始，源于对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的自救式抗争。从为自己抗争，到为群体抗争，再到为公共事务发声、有所为，他日渐成长。     

论民国时期收复司法主权的法理抗争

一国的司法权为内政,司法主权则属外交。按照国际法准则,在对外交往中,主权高于一切。近代中国,西方列强为了长期享有在华司法特权即领事裁判权,不断编织法理藉口。1843年以降的近百年时间内,为了收复司法主权,国人不断进行法理抗争,民国时期,趋于高潮。国人的法理抗争给西方列强增加了压力,给政府增添了动力,促进了国人的司法内省,推动了司法主权的恢复,也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其他法律权益积累了经验。而今一些西方强国时常凭借所谓法理依据,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司法主权,该行径实为近代领事裁判权的翻版,任何主权独立国家既要在法理上加以驳斥、抗争,更要在行动上坚决抵制,捍卫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