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

红河州在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以“十户一体”为主要载体,着力提高农村党员“双带”能力。“十户一体”的基本模式是由1名致富党员联系3户致富群众,3户致富群众再联系6户贫困户,10户(或更多农户)结为一体,党员在其中发挥带头和带动作用。在实践过程中,广大党员群众     

以我们的视角切入保释制度——“保释制度国际研讨会”精萃拾掇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1993年至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超期羁押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66196人。虽然全国的人数在逐年下降。但各地的数字却不容乐观。重庆市在1997年超期羁押1278人,1998年超期羁押1593人,1999年超期羁押1826人,2000年超期羁押1846人,逐年上升。就取保候审而言,北京2001年取保比例为33％,2002年的比例为37％。以上数据证明,长期以来,取保候审、超期羁押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痼疾,为加强人权保护,推进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中心、英中协会共同主办,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协办召开了以“英国保释制度、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措施的关系、目前超期羁押的现状与危害、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缺陷与出路、人保与财保措施的关系、借鉴保释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保释的程序设计及配套保障机制”为主题的“保释制度国际研讨会”,现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摘录如下,以飧读者。 ——编者按     

解析提单物权凭证功能的内涵

针对提单物权凭证功能方面的理论争议,通过明确物权凭证概念的由来和含义,结合提单在国际贸易实践中的运用,并联系提单其他功能对此展开论述.认为提单作为物权凭证,不能是一种所有权凭证;而否定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认为提单是债权凭证则不符合历史实践;提单作为物权凭证历史地应是一种设权性的占有权凭证,在现今法律规定下,在有些方面其重要性有所削减,但占有权凭证仍有其独特作用.     

破解担保之谜:担保法的价值取向

本文通过对担保之债和非担保之债设定原因的综合考察 ,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担保设定的诸因素。作者认为 ,影响担保设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安全因素、公平因素和效率因素。其中 ,追求债权的安全是债权人选择担保之债的最为根本的价值 ;公平价值是债务人是否接受担保之债所应考虑的一个重要价值 ;效率价值是决定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否采用担保之债的一个十分关键的经济因素。我国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 ,应以上述三种价值为取向 ,更好地完善我国的担保制度。     

记名财产权属的认定

[对记名财产权属进行认定的必要性] 对记名财产认定，其目的在于查询记名人之外是否存在共有人。对记名财产．是否需要查询记名人之外的“潜在”共有人。业内存在争议。有意见认为，对于记名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可迳行依据物权公示原则认定记名人为财产权属人。财产凭证没有记载共有人的，可推定为无共有人。而且根据家事代理权制度，     

从公证的角度谈权利质押的设定与实现

伴随经济发展与法律制度更新，无形财产在社会财富中占据习益重要的地位，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更趋抽象化，而权利质正是适应这种“商品证券化”和“物权债权化”的社会需要而生，体现了债权与物权的完美融合状态。     

“敌对占有”与我国物权理论

敌对占有取得所有权,与我国物权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差距,涉及理论体系、司法实践、法律思维.研究显示,它对我国现有的物权法学理论具有很强冲击性对抗,甚至颠覆效果.法律并非逻辑性体系性的学者臆想的乌托邦,而是现实中实实在在的生活生产,什么东西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富强,就是对的.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是敌对占有之所以被美国拥戴的重要原因.     

抵押权追及效力理论之重构

传统抵押权追及效力理论仅以不动产抵押为假设对象,动产抵押的兴起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其实,传统抵押权追及效力理论内蕴含着对于第三取得人善意恶意的价值判断,并且其逻辑起点应为抵押权不受影响,而且抵押人设定抵押权后,一旦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则其转让行为对于抵押权人无效,因为此时其处分权受到限制,但是善意第三取得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的规定终局地获得抵押物的所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同日公布）

第一条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定本法。第二条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第三条担保话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我国《公司法》第16条解读

我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权的行使主体由公司章程规定。并对担保权行使主体的权能进行了限制,既赋予了公司广阔的自治空间,又较好地防范了公司担保可能给公司带来的风险,确立了公司立法中效率与安全的最佳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