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三维审视

从政治诉求层面看,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从社会发展样态层面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正以新的形式延续展现,多种社会思潮企图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面临多方面挑战。对接现实层面,作为被实践充分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改旗、不易帜,从理论学习、主体责任和宣传平台等层面增强理论张力,提升话语定力,完善技术领力,才能有效凝聚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增强意识形态的核心竞争力。     

谈谈我国的犯罪黑数问题

犯罪黑数问题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大量存在,在我国尤为严重,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犯罪黑数的大量存在,不利于客观地评价犯罪的严重程度、分布状况和发现有关工作的不足之处.因而,应采取措施,摸清和减少犯罪黑数,并把犯罪黑数的大小,作为考评一个地区有关部门各方面工作情况的重要依据.     

开心园地

按号一位大爷去银行取钱,直接走到窗口,保安过来说:"大爷,按号。"大爷心想,取个钱还要暗号,于是低声对保安说:"天王盖地虎。"保安无奈地帮老爷子按出一张排队票,只听大爷自语:"吓死我了,居然被我蒙对了!"晒图我从网店买了一件衣服。卖家说,要是我给"好评"外加晒图,就给我返现5元。我穿上新衣服,自我感觉良好地自拍了几张,传到网上的评价页面。没想到几分钟之后,卖家发来消息: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亲职教育的实践考察与经验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在未成年人保护及罪错未成年人的干预体系中较早设置了强制亲职教育指导制度,但受到社会文化观念、组织架构、资源供给等因素影响,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干预家庭教育的正当性面临质疑,适用对象参与意愿不强,裁定标准与评估标准欠缺,社会资源供给不足以及不同部门和机构间缺乏有效整合。可参酌我国台湾地区经验,对大陆法律中“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以完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     

走私犯罪中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破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了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客观行为方式、主观“明知”等构成要件和罚金刑内容,与此同时,反洗钱的司法适用规则也随之改变。当前,走私犯罪及其衍生的洗钱行为的认定,存在罪数认定缺乏统一标准、洗钱犯罪起始时间节点及其上游犯罪认定过于复杂等困境。为破解这些困境,司法机关应从刑法规范的体系和整体解释出发来判断走私所得的接收和处置行为与“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关系、下游行为与走私犯罪行为的关系,从而作出罪名认定和罪数评价。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时,不能要求其对某一具体上游犯罪的罪名具备明知。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应包括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得的一切财产。     

央企高管职务消费货币化当笃行

国务院国资委6月8日下发《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本刊特别邀请李富成先生与欧阳君山先生撰文对这一规定本身以及其实施前景进行评析,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讨论     

制度控险为正道

国资委将在近期下发《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要求旗下所有中央企业在内部设置专门部门,以防范和控制风险,这一部门将由各央企的“一把手”直接领导。文件还将对中央企业从事一些金融、期贷等衍生品投资交易作出限制性规定。     

关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思考

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的特殊重要性异常地突出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以创新求发展,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要求,积极应对挑战,以广阔而深遂的理论视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断开拓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     

精确指导公安交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2004年,北京市公安局首次提出精确指导的概念。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作为首都道路交通主管机关,在现阶段交通管理形势复杂、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只有运用精确指导这一理论,才能提升交通管理工作水平,应对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的挑战。     

刑法文本中的“公共财产”与“公共财物”研究

我国刑法文本中同时存在着“公共财产”“公共财物”这一对相似的概念,导致人们对这两个概念难以形成清晰和统一的认知,进而影响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贪污罪条文“公共财物”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和适用。单从概念上进行分析,“公共财物”和“公共财产”的内涵都具有公共性,唯一不同在于外延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但从法律方法视角进行分析,对于“公共财物”这一概念应当作出扩大解释,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在内。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指导案例、裁判说理等法律方法分析路径,可以有效消解这一对相似概念所导致的司法适用困境,更准确地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落实反腐败工作,实现司法公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