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心态与感伤体验

现代作家的感伤倾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创伤性的体验,尤其是童年时期的缺失性体验,形成了一种潜在而固定的心理结构.如果说感伤记忆主要带有个人色彩,那么边缘体验则更多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伴随着国家危机和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被快速边缘化,这是现代感伤生成的一个深层因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感伤还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紧密关联.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也是传统价值和美感不断受到冲击的过程,当传统的美感正无可挽回地远去时,挽歌般的感伤情调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试论挽联的起源

挽联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物理起源”,即它与挽歌、挽诗、挽词之间的承继关系;一个是“文化起源”。是汉语言独有的表意、表形、表声形式而孕育、产生了这种非常中国化的文学样式。宋代是挽联的初始阶段,清代是挽联的成熟期。     

“赵新先们”的挽歌

身处其中的国企改革者们，在没有路标的岔道口凛然前行，用自己的实践来探索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稍有不慎者，就可能在前进中触及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成为改革途中的悲情人物     

乌斯浑河有一支凄美的挽歌

乌斯浑河 有一支凄美的挽歌 乌斯浑河 蜿蜒曲折磅礴 日夜流淌着 一支凄美的挽歌     

读者有奖评刊表

古今中外的官场或者官僚，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或群体。许多人把从政作为人生理想，中国自古就有把“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相提并论为人生两大快事。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朝政界发展，政治既是一项工作，更是一门艺术，因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官场文化。     

《边城》：牧歌与挽歌的双重吟唱

《边城》是一首充满天籁之音的优美牧歌,然而其中却又浸润着不尽的忧伤,它通过湘西儿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剧的人生,其中寄托了作家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田氏土司的八百年天下

发生在1411年的那一场采砂之争,最终成为思南、思州两大土司间的最后一场角逐,它奏响了田氏土司的末路挽歌,迎来了贵州建省的序曲。回望过去,我们常常感叹于历史的不可捉摸。一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的拐点。回望贵州的历史烟云,公元1411年,一件看上去并不复杂的小事,却奏响了贵州田氏土司八百年政权的末路挽歌,并最终改写了整个贵州的历史。思州田氏楚地望族在明初,"贵州"作为省还未出现,整个黔地在行政上分别隶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管辖。然三省却将其当成遥远的边地,任由思南、思州、水西、播州四大宣慰司以土司制世袭统治。这四大土司各雄一方,互不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