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上海：与“四人帮”余党的惊险较量（上）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拘捕。这四人中,王、张、姚三人均直接来自上海,江青也同上海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的诸端大事之中,接管上海和解决上海的问题,自然处于极端重要而紧迫的位置上。     

接管上海：与“四人帮”余党的惊险较量（下）

党中央果断出手,工作组斗智斗勇远在北京的党中央对上海的一切早已洞悉,采取“调虎离山”之策,于10月9日下午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也到北京开会。同时,上海警备区根据中央军委的通知,指示所属驻军“严防内潜外逃”,密切注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行动。接着,党中央在10月14日上午将解决“四人帮”的消息传达到上海的区、县、局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下午陆续     

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论陈毅对上海的接管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杰出贡献

1949年5月,陈毅出任首任上海市市长,秉持"建设人民的新上海"理念,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团结爱国工商业者,领导上海人民粉碎了敌人大封锁、大轰炸阴谋,维护了社会治安,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建立新秩序,进而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下了不朽功勋。     

我国银行行政接管的法律诠释与制度完善

银行的业务模式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当一家银行发生严重危机时,考虑到银行服务的广泛性及特殊性,银行监管机构通常会对其实行行政接管,采取各项救助手段使其恢复正常经营,避免其走向行政关闭或司法破产的末路。目前,我国银行行政接管法律制度对于接管条件、救助手段、接管程序、接管权力等方面的规定均存在不足。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建议出台针对银行行政接管的专门规章,在银行行政接管的实施过程中,各政府部门应协调同步,司法部门应予以必要协助。     

刘少奇与1947年石家庄市接管

1947年11月晋察冀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市后,刘少奇为石家庄市的接管倾注了大量精力。他先是强调要保护机器、清算特务恶霸、从事工业建设。当石家庄市接管过程中出现部门协调困难、重复接收、盲目清算、城市秩序一度混乱等问题时,刘少奇又及时给予指导,指出,接收大城市和搞农村工作完全不同,城市中的工人运动、贫民运动要从整个经济政策和该城市自身的经济政策出发。他主张稳定城市秩序,合理安置旧公教人员,并及时总结经验,从而使石家庄市接管成为中共主动接管城市的重要起点和早期样本。     

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国民党政权的接管

武汉曾经是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城市,国民党在此建立了庞大的政权机构和特务系统。接管武汉国民党政权对于新政权的建立,社会秩序的稳定,新武汉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5月底开始对国民党政权机构进行接管,历时1个月,实现了和平接管,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中国共产党在接管武汉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机关事务工作的三张老照片

我1926年1月出生，浙江宁波人，1942年7月参加新四军，1949年5月随华东军区司令部进入上海，参加军管会接管工作，一直在市政府办公厅行政处从事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曾长期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在几十年的后勤工作生涯里，有许多值得记忆的时刻，其中的三张老照片，更是记录了我机关事务工作中的几个重要瞬间。     

中国银行接管纪事

1949年5月28日，阳光明媚。军代表龚饮冰、冀朝鼎手持陈毅、粟裕亲自签发的命令，率队来到外滩接管中国银行。大门口早就聚满欢迎的人群。一些老行员看见身穿解放军军装的龚饮冰、冀朝鼎时不禁惊诧万分：龚饮冰，他不是外滩的建业银行总经理吗？     

接管上海的财经干部（上）

上海是旧中国的经济中心，被外国人誉为“东方纽约”。解放前，全国二分之一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集中在上海，世界各主要国家在上海都有投资。因此，解放后对上海经济的接管就显得格外重要。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

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管会、中共重庆市委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干部19人进入重庆，即日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接管。重庆各级党委、政府带领人民迅速接管建政、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在较短的时间里，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崛起在祖国的大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