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私人收益测度的一种新方法

本文综合上市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关联方担保和经理人在职消费三方面的信息构建了一个控制权私人收益指数,并以此来测度控股股东及其经理人员对外部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侵占程度。实证结果表明,控制权私人收益指数较高的公司具有经营业绩较差、资产负债率较高、控股股东更可能为非国有性质且持股比例较低、流通股比例较高、选择非四大事务所和收到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高等特征。上述统计特征表明,控制权私人收益指数的样本区分度较高,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上市公司中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测度问题。     

网络空间争霸战

著名军事家詹姆斯·亚当斯在其著作《下一场世界战争》中曾预言：在未来的战争中，计算机本身就是武器，前线无所不在，夺取作战空间控制权的不是炮弹和子弹，而是计算机网络里流动的比特。如今，这一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企业传承应防范“后院起火”

“后院起火”的原因 “后院起火”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家族企业开放程度低。我国的家族企业一般不接受投融资机构的介入，因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失去企业的控制权，这就使得家族企业在股权结构上缺乏开放性。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新模式探索

当前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与证券市场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是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为类似于股票一样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并在沪深股市竞价发行后上市流通交易,与原有流通股一起共同构成统一的公司控制权市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市场化将会有助于实现政企分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理人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提高我国国有经济成分的竞争力,使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与市场经济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市场体制原则有机结合,找到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微观实现机制。     

剩余控制权配置的二元目标背离

剩余控制权作为一项因企业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独立整体性权利,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清晰的事前契约分割的。现代产权理论在企业经营的绩效与监控双重目标上陷入企业剩余控制权统一还是分割这一困境,导致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完全契约理论范式和静态分析方法论特征。尽管团队生产和委托——代理等理论力求通过修正绩效目标克服这一困境,这种努力也只能说是对矛盾的回避,而不是真正的解决。     

企业制度变迁与控制权配置

一、企业成长和控制权问题 本文将控制权定义为企业所有者和各级经理人员对企业资源的实际控制程度.掌握控制权可以满足股东或管理者三方面的需要: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施展才能和体现价值的需要;二是满足控制他人或感觉优越于他人的权力需要;三是享受"在职消费",获得正规报酬激励以外的物质利益满足.控制权回报可以作为对企业家贡献的一种激励机制,其激励有效性和激励强度取决于企业家的贡献和他所得到的企业控制权之间的对称程度(周其仁,1997),因此控制权如何配置对于最大化企业内部激励显得尤其重要.     

对货物控制权制度若干法律问题的解读

以合同法理论为指导,结合<运输公约草案>,论述货物控制权的性质和行使控制权的限制条件等法律问题,并针对中国海商立法的现状,提出在中国构建和整合货物控制权制度的建议.     

论控股股东与董事会的权利界分——以国美之争为视角

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之争,实际上是控股股东权利和董事会权利的相互角逐。控股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权利,因此,涉及的实质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利界分。在该问题上,美国公司法和德国公司法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从而产生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权利的不同界分方式。在我国,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利界分的法定特征明显。控股股东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并不能代表全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其权利的界分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微妙平衡。     

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地方政府治理

"国家VS.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学研究国家组织形式和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视角,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分析范式。然而,在运用该理论范式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学者更多的倾向了"社会"一侧,以至于国家和政府成了一个黑影,这种社会中心论不利于考察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性。随着本土化崛起和理论自觉的呼吁,国家开始回归,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行为研究兴盛。受此研究转向的启发,应用新经济社会学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剩余控制权"思想,考察作为现代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塑过程,或可为中国学界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治理问题提供一个统一的探索性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探析

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较西方国家的企业有很大的特殊性，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有缺位、企业干部行政化、激励机制失效和约束机制弱化等。因此，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必须创新委托代理机制，精简委托代理链条；取消行政干部任命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改革和创新，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